与以上的两方面相比，牧斋与浙派人物所建立的诗学联系在扩大宋诗在清初的影响方面作用尤为突出。浙派中黄宗羲、吕留良、吴孟举可谓清初宋诗派之三鼎足，而谦益与之俱有深刻的联系。谦益与宗羲之父尊素同为东林党中坚，因为这层关系，宗羲得以在十五岁时即认识钱氏，并从其议论时事中“尽知朝中清浊之分”。入清后宗羲曾数至虞山，在策划东南抗清之余亦商榷文史。在清初宗羲为打破唐宋畛域贡献颇著。如果说谦益主要是在驳诘质疑中隐立宋诗大旗，以破为主，宗羲则是在辨体解惑中揭橥宗旨，以立为主，是最能承袭谦益唐宋并重的诗学构想而扬波为涛者。吕留良与黄氏同样是坚定的民族主义学者和文学家，是钱谦益思想上和文学上的后辈同道。据《有学集》卷二十《吕季臣诗序》，留良三兄愿良(季臣)父子皆为钱氏门人。愿良是著名的抗清志士，顺治四年被捕以“号众为叛”处死。临刑，吕留良冒死相送，嗣后刻季臣遗诗并请序于谦益，这“执简渍纸”之文足见钱、吕契谊之情感基础。吴孟举是清初宋诗派阵营中的骁将，少与吕留良定交，黄宗羲与之亦师亦友。三人俱交于牧斋，“宋诗”即为纽带之一。据钱、黄年谱，康熙三年(1664)宗羲曾偕吕留良、吴孟举、高旦中等至虞山拜访钱谦益。此前一年梨州设馆于吕氏梅花阁，旋迁吴氏水生草堂，与吴孟举、吕留良、吴自牧联床分檠，搜讨勘订《宋诗钞》。孟举《宋诗钞序》云：嘉隆以还，宋诗“覆瓶糊壁，弃之若不克尽，故今日搜购最难得。”从康熙三年出访虞山的人员看，正是水生草堂选辑《宋诗钞》的全套班子，因此可知此行会晤目的不仅是探访病剧中的牧斋，而且与为编辑《宋诗钞》确定大旨和搜求版本有关。(18)

《宋诗钞》编辑的过程是宋诗热不断蕴酿的过程，也是牧斋诗学逐渐扩大影响的过程。在诗学的天平上，宋诗的法码正日益显出重量，趋于与唐诗的平衡，而当康熙十年(1671)吴孟举带着编峻的《宋诗钞》到京师广为赠送，刻意宣传时，一般巨大的宋诗冲击波形成了。王崇简《吴孟举以所辑宋诗相贻赋赠》所云颇能显示出这种冲击的效果：“卓识开千古，从今宋有诗。汉唐堪并驾，鲍谢不专奇。”从七子派言“宋无诗”，到“从今宋有诗”，意味着全盘否定宋诗的时代已经结束，不久“海内名宿尊酒细论，又阑入宋人畛域。”(宋荦《漫堂说诗》)大约到康熙十八年，宋诗热已在全国兴起，真是“时局大变，阴袭虞山之旨，反唐为宋”(毛奇龄《沈方舟诗序》)了。

反唐为宋而建立起一个新的“独尊”性的价值体系，其实并非牧斋的诗学理想，乔亿《剑溪说诗》卷下云“长沙(李东阳)诗格在唐宋间，虞山则全体皆宋矣”，也似乎并没有真正读懂牧斋诗，因而稍后的“宋诗热”的降温和唐诗的复归是必然的。但清初人评论的立足点正在于充分肯定牧斋在明清转关之际一洗近代窠臼，在诗坛导入宋诗风，以沉潜深厚改变浮薄肤浅，以性情为本取代唯务格调的卓越功绩。客观而言，清代近三百年的诗歌创作之所以能够超越明代，直摩唐宋，究其根本正在于改变了昔日“诗必盛唐”的强势理念，不守一隅，组唐纬宋，在此基础上融铸异质，求变创新，从而具有了宏衍阔大的气局，多元组合的诗学美质和价值。正因为如此，当人们在清诗的浩荡长川之下溯洄望之，对钱谦益开启一代诗风之功尤为瞩目。

注释

(1)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9月版，第2~3页。

(2)《列朝诗集》乾集上《太祖高皇帝》。

(3)方孝孺《逊志斋集》卷十四《赠郑显则序》。

(4)束忱《朱彝尊“扬唐抑宋”说》，载《文学遗产》1995年第二期。

(5)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二十四《谈诗五首》。

(6)杨慎《升庵诗集》卷一《文与可》。

(7)《列朝诗集》丁集下《商秀才家梅》。

(8)《牧斋外集》卷四《诗苑天声序》。

(9)《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述。

(10)《有学集》卷十五《爱琴馆评选诗慰序》。

(11)《有学集》卷十七《周元亮赖古堂合刻序》。

(12)《有学集》卷三十九《复遵王书》。

(13)《初学集》卷三十一《汤义仍先生文集序》。

(14)《有学集》卷四十七《书瞿有仲诗卷》。

(15)参读赵永纪《清初诗歌》，光明日报出版社1993年5月版，第54页;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362~395页。

(16)这里说“主要是由两面一点所形成”是就网络之纲维而言，如果广而言之，清初“相率而入宋元一路”如汪琬等人，都受到钱谦益诗学的影响。

(17)《牧斋尺牍·与王贻上》。

(18)这一看法，孙之梅《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已提及，见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377页。

原发表于《杭州师院学报》2001年第6期

作者：罗时进 [2002-4-24 8: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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