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说君子之德像风，小人之德像草，风行于草上则草必然倒伏，而君子之德加于民则民必受其教化。这大约是最早将“风”比喻为教化的例子。后来的“风化”、“风教”等词就是从孔子这里引申而成的用语。《诗大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解释《国风》之“风”的含义的。至于“讽刺”之义，“风”与“讽”本就意义相通，指以委婉言辞来进谏[iv]。如此看来，《诗大序》的“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之说是有语义学上的根据的。然而这种解释是不是符合《诗经》原始分类的本意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至于理由，古今论者已有大量论述，这里不再赘言。汉儒如此解释“风”的含义，可以说明两点：

第一，这说明汉儒较之先秦儒家更加强调《诗经》沟通君臣上下关系的功能。对于诗的这种功能在孔子的“兴、观、群、怨”之说中已经有所涉及，但是并没有过于强调。孔子更加注重的还是诗歌修身(“兴于诗”)与交流(“不学诗，无以言”)的功能。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虽然时时引诗、说诗来作为自己言说的有力论据，但是由于所处语境的不同，他们也没有像汉儒那样过于看重诗在沟通君臣关系中的作用。

第二，这种对诗歌沟通君臣上下关系功能的特别强调恰恰证明《诗序》的作者绝对不可能是先秦儒家，必定是汉儒无疑。原因并不费解：在先秦的历史语境中君臣之间的沟通并不困难，那些稍有作为的君主都把礼贤下士和纳谏看作富国强兵的首要条件。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更聪明，而是当时的诸侯竞争使之不能不如此。汉代大一统的君主专制则不同，不知有多少士大夫因为直言敢谏而获罪。赵绾、王臧只是建议窦太后不要再干政就获死罪;司马迁不过为李陵辩护几句即遭宫刑。诸如此类的例子多不胜数。然而统治者又不仅仅采取高压与杀戮的政策，他们(在汉武帝之后)对士人阶层的确寄予很大希望，并最终建立了君权系统与士大夫系统合作治理天下的政治格局。统治者对士人阶层一方面是严格控制，使之动辄得咎，一方面又倚重之、给以高官厚禄。这就在士大夫们的心理上造成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他们对君主或执政的功臣、外戚、宗室、宦官等权利集团既怀有深深的恐惧，又怀着紧张、兴奋的心情试图去控制、引导、教育、规范他们。其心境恰如驯兽师一般，对那些狮虎猛兽既有恐惧之感，又有驯化控制之意。这便构成了汉代特定的文化历史语境，士人们的一切言说都应该在这样的语境中进行阐释。只有在这样的语境之中，士大夫才会把诗“主文而谲谏”的功能看得那么重要，才会对“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的君臣关系那样心向往之。实际上不独诗学，在整个经学中都深含着汉代士人这种对于理想化的君臣关系的憧憬与不懈追求。在中国古代的任何话语建构行为中，言说者的现实境遇都构成直接决定着言说价值指向的具体语境，所以离开了对具体语境的充分把握，任何阐释都只能是一种主观臆断。

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

此语的最初来源当然是孔子的“《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孔子诗论》亦有“《关雎》以色喻于礼”[v]之说。荀子亦云：“《国风》之好色也，《传》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诚可比于金石，其声可内于宗庙。’”[vi]这意思都是说《关雎》虽然涉及男女相爱之事，但情感的表现并不过分，是合于礼的。也就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意思。儒家并不否认个人情感对于诗歌创作的重要意义，但是认为个人情感的表达必须符合社会伦理规范。

通过以上对《诗大序》主要观点渊源的分析可知，这篇诗学文献既非凭空杜撰，亦非先秦儒者所为，是汉儒杂采先秦乃至秦汉间儒家论述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