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侯作宫室而美，定为越制之举，否则康王不会派人去责备他。这说明早在康王之时，在诸侯之间不符合礼制的行为就已经存在了。昭王时代应是西周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也是礼乐制度由稳固而走向松动的转折点。昭王“丧六师于汉”以及“南巡不反”可以说是西周自武王以来最为重大的挫折。这样一个重大事件最大的负面效应乃是动摇了周王室在百余年间确立起来的神圣地位，当然也动摇了周王室对于诸侯的权威性。于是才会出现鲁国幽公之弟弑兄自立这样耸人听闻的事件。周王室对这个事件是怎样的态度，于史无征，但弑兄的魏公并没有受到谴责，更没有受到应有的征伐，这表示周王室对他的篡位是默认了。这种情形说明王室之于诸侯已经有些尾大不掉了。所以《史记》说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是有史实根据的。“诸侯有不睦者”是说穆王时的事情。按照“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周代制度，诸侯之间的矛盾一律由王室出面解决。此时为了解决诸侯之间的矛盾而专门制定了一套刑法，可见这种“不睦”已经是十分严重的普遍现象了。这也说明王室对诸侯的控制力大打折扣了。这种现象到了懿、夷二王时已经愈加严重了。《诗谱序》说：

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谮烹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犹衰，周室大坏。

关于烹齐哀公一事，史书多有记载，但稍有不同。《古本竹书纪年》言夷王“三年，王致诸侯，烹齐哀公于鼎。”[vii]没有说原因，而且记到夷王头上。《公羊传·庄公四年》说：“哀公烹乎周，纪侯谮之。”[viii]讲了原因，却没有指明是懿王还是夷王。《史记》之《周本纪》不记其事;《齐世家》则说：“哀公时，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当周夷王之时。”记事更详，但同样没有说明谁为烹人者。从这里的叙事语气可以看出，这位烹齐哀公的人有可能是夷王，也有可能是夷王之前的孝王，当然还有可能是孝王前的懿王。上引郑玄是明确指出为懿王所为的。总之是懿夷二王之间发生的事情。这件事情说明，周王室已经依靠残暴刑罚杀戮来维持其权威了，这一点与周初诸王时时提醒自己极力避免的殷纣之所为很是接近了。所以可以说从这个时期开始，西周开始走向衰败了。于是“礼崩乐坏”的迹象也开始显露：

《礼记·郊特牲》：“觐礼，天子不下堂而见诸侯。下堂而见诸侯，天子之失礼也。由夷王以下。”

《史记·卫世家》：“顷侯厚赂周夷王，夷王命为卫侯。”

夷王为何下堂而见诸侯?不得而知，总之是失礼之举。卫君本为伯爵，居然可以因贿赂而升为侯爵，可见夷王自己对祖先传下来的礼制已然不放在眼里了。以“德治”为基本精神的礼乐制度本来是要人们自觉信奉的，倘若人们失去了对它的神圣性、权威性的自觉认同，这种制度的约束力也就不存在了。礼乐制度是一个严密的规范系统，只要有一个环节被破坏，那就会迅速发生连锁反应。西周后期的情形正是如此。又因为西周的政治制度与价值观念体系是融为一体的，因而制度的破坏也就意味着价值观念体系的破坏，于是西周这个庞大的封建宗法制社会就必不可免地陷于混乱之中了。

正是在这种历史语境中，诗人开始“作刺”了：

懿王立，王室遂衰，诗人作刺。(《史记·周本纪》)

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史记·楚世家》)

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汉书·礼乐志》)

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毛诗序》)

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谮烹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犹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牢》、《板》、《荡》勃而俱作。众国纷然，怨刺相寻。(《诗谱序》)

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这些记载。但是我们可以追问：尽管懿王以降，周室由衰微而至于大坏是历史的事实，但是这也并不是产生怨刺之诗的充分条件呀!人们表达不满与愤怒的方式多得很，为什么大家不约而同地采取诗的方式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从诗之功能演变的角度来回答。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特定的言说方式。人们为什么选择这种方式而不选择另外的方式，首先取决于先在的文化资源——人们总是在前人提供的言说方式的基础上来言说的。对于西周后期那些拥有言说能力的人来说，“诗”无疑是他们最方便、最有效的言说方式。何以见得呢?这与周人的文化教育直接相关。还是让我们先来看史料。

《周礼·大司徒》：

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 、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大司乐》：

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以乐德教国子：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颂、言、语。以乐舞教国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悦远人，以作动物。

《礼记·王制》：

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

《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