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批评韩愈：“韩退之倔强标榜，将乌豆换千年人眼睛，人遂甘受瞽而乐以瞽人，悲夫!”(《古诗评选》评徐陵诗)，其实，朱熹也说：韩愈的文章“较有些王道意思”(《文论》)。“王道”在这里其实就是激切、霸道的意思。司马光对韩文的评价也说：“其言多矫激太过”(《资治通鉴》卷240)。

船山批评苏轼，其实，朱熹也说：苏文“伤于巧，议论有不正当处”。张戒更激烈了，他说：“诗坏于苏、黄(鲁直)。”又说：“古今诗人……其正少，其邪多。”

另外不应忘记，历代的哲学、经学大师，其中好多人本来对文学艺术就有很多保留。《韩非子》曾提出著名的“儒以文乱法”的观点。《庄子》则声言：“灭文章，散五彩，……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二程甚至说：“某素不作诗，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为此闲言语。且如方今能诗无如杜甫，如云：‘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如此闲言语道出作甚?”(《二程遗书》卷11)《论语·卫灵公》也说：“郑声淫。”朱熹更说，郑声是“淫诗”。而船山也是毫不逊色的经学大师，他对文学的“净化”的要求是有其一定的衣钵传承的。应该说，他对文学艺术的认识已经大大超过前人(经学大师)，但仍然未能放弃文学反映人欲及贴近历史、凡俗则有害于国计民生的认识。

三、船山的批评更激烈、执着

船山对文坛的批评，并不值得奇怪。但又应该承认，船山的批评更激烈，更执着。特别是对于杜甫，极尽挖苦指谪之能事。而他并不是古典诗文的虚无主义者。正因为他是理想主义者——甚至是过分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他才对历代伟大作家如此苛求。且不谈他的哲学信奉(如朴素的唯物主义)，他艰难地生活和奋斗在明清换代之际，既有军事起义的实际经验，和广泛的人际联系，又遁迹于山野面壁苦思，毕生追求的理想是纯正的经义之学、纯正的民族主义、至高无上的汉族圣王君临天下光大中华(但又限制君权，保护自耕农的利益)，等等。其诗学的追求也是高蹈的、超凡入圣的;因之才有对于诗人的苛求。他对“诗史”之说的保留，也与他的上述整个立场相关。

船山的原圣、徵圣思想，是他文学上追求雅正、追求至善至美的原动力。而他生活在“地坼天崩”的时代，使最忠实的圣人之徒震撼，并彻底反思其深刻的教训。哲学问题、夷夏关系、君王权力、土地制度、社会道德，乃至汉学、宋学的用处，文学到底起何种作用等，都在反思审视之列。他已对君权有所怀疑(“以一人之私而徇天下之利”)，但最终又不能放弃对至高无上的汉族圣王君临天下以维系大统、挽救危局(当时入侵的清军、溃散的官军、土匪蟊贼，都扑向老百姓，使船山痛感“国不可一日而无君”)的信奉。他认为，不但李贽那样的离经叛道?船山说：李贽“以佞舌惑天下”、“以信笔扫描为文字”(《姜斋诗话》)，“任他清直自炫，终为名教罪人”(《读四书大全说》)?要为民心不稳、民心思变负一定之责;而且背离诗教的文人，为衣食之事而呼号倾诉，为儿女之情而无病呻吟，也是民心涣散世风淫靡的原因。所以，他不惜对作家作“横扫千军”式的批评。——这就是他的文化整合的背景和立足点。

《文心雕龙·祝盟》：“凡群言发华，而降神务实，修辞立诚，在于无愧。祈祷之式，必诚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哀：此其大较也。”纪昀评论说：“此虽老生之常谈，然执是以衡文，其合格者亦寡矣。”换一个说法，如果以祝盟之文应有的神圣和虔诚为标准来“衡文”，船山正是以彻底的、天真的、虔诚的、原圣徵圣的，甚至是以某种禁欲主义的诗教来“衡文”的——当然，“其合格者亦寡矣”!

对于“诗史”，“夫诗之不可以史为，若口与目之不相为代也”是他的明确观点，也就是他在《诗广传》中所说的：“故诗者，与书异垒而不相入者也。”王夫之还在《古诗评选》的《上山采蘼芜》的评语中，更明确也更为激烈地指“诗史”为“见驼则恨马背之不肿”;“于史有余，于诗不足”。可以说，他主要坚持两点或两个区别：一、诗和史是有着不能互相代替的区别的;二、传统的好诗“即事生情，即语绘状”，和杜甫的“以逼写见真”，是有着高下之别的。“即事生情，即语绘状”，因其天真烂漫而符合“主文谲谏”的春秋之义和温柔敦厚的诗教;但“以逼写见真”因其太执着于描摹历史和追求写实，并不符合这种春秋之义和诗教。但王夫之关于“诗史”的批评，有一个空白点，即他没有关注“诗史”与民族兴亡、中华民族的整合、“衰世之造”的紧密关系。身处明清换代的漩涡，船山九死一生，窜身荒山边民之中，对清廷怀有可以理解的深仇大恨;惟其如此，“只缘身在此山中”，他对华夏民族的融合大势，却不够理解。他既没有像钱谦益(入清前)那样，强烈感受到宋元换代的大背景下“诗史”萌生的条件：“古今之诗莫变于此时，亦莫盛于此时”(《胡致果诗序》)，也没有像黄宗羲那样上升为“史亡然后诗作”的“诗史”观(黄并在民族整合的斗争中亲身作到了“早年抗清晚年顺清”)。由于这个空白点，使船山对“诗史”的存在的合理性、必然性，不屑一顾。至于他对“诗”与“史”的功能迥异的看法，自有其道理，有助于“诗史”之说的探索。

对于杜甫等，船山最激烈的批评莫过于这段文字：“若夫贷财之不给，居食之不腆，妻妾之奉不谐，游乞之求未厌，长言之嗟叹之缘饰之为文章，自绘其渴于金帛、没于醉饱之情，腼然而不知有讥非者，唯杜甫耳。……甫失其心，亦无足道耳。韩愈承之，孟郊师之，曹邺传之，而诗遂永亡于天下。”(《诗广传》)——这不能不使我们痛感到，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历史使命感自励和自命的船山，在这个领域，其矛头所向是大大失准了，“别开生面”过头了。船山在哲学上已经认识到“天理”在“人欲”之中;但决不容忍杜诗将人性的、欲望的、凡俗的灰尘和泪水，带进诗歌的圣坛和净土。这实在是历史的悲哀。想一想，如果把这些好诗从古典文学中拿掉，将是怎样的局面?

船山曾经用散文记叙人民的苦难，这里面当然充满血泪(如《读通鉴论》卷2之17)。但是，当他将这些写入自己的诗篇时，已经净化、升华为“丹枫到冷心元赤，黄菊虽晴命亦秋”(《续哀雨诗》)这样的诗歌语言了——表面上既无血也无泪，既无欲也无嗔(他的其它诗句也不全如此)。这是船山为我们提供的某种“即事生情，即语绘状”的诗歌的范例，可以使人了解他对杜诗的某种具体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