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约。大时不齐。察于此四者，可以有志于学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谓务本。”

(七)《周礼·地官司徒·师氏》

“师氏，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掌国得失之事，以教国子弟。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

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乃教之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

(八)《白虎通·辟雍》：

“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学何?以为八岁毁齿，始有识知，入学学书计。七八十五，阴阳备，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学，学经籍。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小学，经艺之宫;大学者，辟雍乡射之宫。

天子立辟雍何?辟雍所以行礼乐，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圆，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诸侯曰泮宫者，半于天子宫也，明尊卑有差，所化少也。……乡曰庠，里曰序。庠者庠礼义，序者序长幼也。《礼·五帝纪》曰：帝庠序之学，则父子有亲，长幼有序。”

如此征引虽颇嫌烦琐，但有关所谓古之大学的发生沿革、校舍、学制、师资、教材、教法、招生对象及培养目标等等，均可以从中搜寻出一些端倪或大概。

了解一事物之所由以发生，颇有助于我们把握该事物的本来属性。从文字上说，学与教古为同一字，后来才分化为二。事实上，“学”之成立的前提是有所以学和所从学，而此二者均统一于“教”。《广雅·释诂三》：“学，效也。”《玉篇·子部》：“学，受教也。”而教，《说文》：“上所施下所效也。”古动词常有十分确定具体的内容。据《书·说命》：“学于古训，乃有所获。”可知所从学的对象是人，所以学的内容则是某种知识或据价值。又据《书·舜典》：“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古训”应该是口口相传的早期生活和政治的经验，而以后者为主(因“教”原本就有上与下、施与效之别)。“五教”之类即是其主要内容，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古之大学中的教师作为这种知识或价值的承传者，在《周礼》的记载中主要是司徒之官及其所属之师氏、保氏。而在更早的时代，则应该是德高望重却并不具备什么头衔的长老。尧命舜作司徒是完成这一转变的一大枢轴。《论语谶》谓：“五帝立师，三王制之”，可资印证。《说苑·君道篇》记郭隗之语：“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师也。”《贾子·官人》云：“与师为国者帝。”可知行教之师，最初乃是辅佐君王以道化天下的政治顾问。“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东序”应该就是后来所谓“大学”所以发育而出的最初的胚芽。①

当然，“养老乞言”由政治的实际运作衍变为功能相对独立的道业传承，前提条件是政权稳固，有明确的治道选择，需要大批相对优秀而又属于“我族”的权力继任者，因而必然表现为一个与历史进程相适应的漫长过程。这一点如果成立，则大学的师资也就明确了。《五经通义》云：“三王教化之宫，总名为学。夏曰校，校之言教也。殷曰庠(庠者庠礼义)，周曰序(序者序长幼)。周家人兼之。”所谓周家人兼之，应统是指周人在乡设庠，在里设序，即学校之设越来越普遍，越来越趋近民间，实用意义上的教化(以教为政)色彩越来越重。但是，由辟雍泮宫的制度化，我门也可看出，以贵族子弟为招收对象，以政治人材为培养目标的国家之学“太学”，在形制上不断得到发展完善的同时，其培养目标的政治化特质和培养过程的教育学特征两个方面都同样被强化，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大学》中论及的大学也当是指周而言。它主要的师资一是师、保，二是三老、五更。师氏主职是“掌以媺诏王”，兼职“以三德三行”教国子;保氏的主职是“掌谏王恶”，兼职“养国子以道”，“教之六艺、六仪”。师氏还掌国“得失之事”，可以使太学生“识旧事”。保氏另一责任则是“以师氏之德行审喻之”。分而言之，师氏主讲“德”与“事”，保氏主授“艺”与“仪”。②

三老、五更也各有所擅长。《白虎通·乡射》：“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者何?欲陈孝弟之德以示天下也。”实际“示天下以孝”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因为成为三老，五更并不只是年龄(齿)足够即可。还是《白虎通·乡射》：“不但言老，言三何?欲其明于天地人之道而老也。五更者，欲其明于五行之道而更事也。”③《文王世子》注云：“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史籍一般说“养老于东庠”，东庠究竟是以养老而成学，还是以学而得养老，即养老与立学间关系渊源颇有深意可寻。但三老、五更无论作为王者之师还是作为传道授业解惑之师，相对于“国之贵游子弟”来说，无论从历史或者逻辑的角度看，其出现在先应当毫无疑义。而其见享于太学，似乎并不能只看成是一种荣誉或一种姿态，同时应也承担有一种工作一份责任，盖以颐养为主而兼教职备咨询者也。他们的知识结构表明他们主讲的课程可能近于今日所谓之“历史”、“哲学”与“伦理”诸内容。

此外，应该还有专职教师若干，即《文王世子》所载之教乐的大师，教礼的执礼者，教书的典书者，教舞的领舞者。作为国家之学的辟雍、泮宫的生源显然与乡里的庠序不同(庠序之俊士当然亦可升等为太学生)，而主要是前引《王制》所谓之“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另外，还有部分由庠序层层选拔出来的“国之俊选”。

培养目标则很明确，“造士”，以使“王道流转，周而复始”，如辟雍所象征者。

由于存在一个“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得而国治”的逻辑前提，古之大学的课程即是“学之为父子，学之为君臣，学之为长幼”。三者之中，君臣一项所具技术内涵相对丰富复杂一些，与日常经验也有一定距离，故以此为训练目的的课程所占比重较大。“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籥。”郑注云：“周立三代之学，学书于有虞氏之学，典谟之教兴也。学舞于夏后氏之学，文武中也。学礼乐于殷之学，功成治定与己同也”。

教室与课程相关。周之前的虞、夏、商诸先王均有各自的代表性政治特征或成就，周人以有虞氏之学校东序名学干戈羽籥之所，以夏之学校上庠名学书之所，以殷之学校瞽宗名学礼之所。而大司乐治建国学政的“成均之法”，据董仲舒说，“成均，五帝之学”。郑玄认为所以以之命名，是由于“其遗礼可法”。周人萃取古圣王之政治经验和智慧的兴学宗旨,于此可得间接之印证。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据《正义》“天子立虞夏殷周四代之学，诸侯止立时王一代之学”的说法，《礼记》所谓大学属于天子之学，与一般乡遂庠序不可同日而语，乃以培养“接班人”所需的政治技能训练为唯一宗旨。

具体的教材，按“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的说法，应该就是后来孔子所以教门人的《诗》、《书》、《礼》、《乐》诸经。①《诗》是古人歌谣选集;《书》是档案文献选编;《礼》是社会行为手册;《乐》是与诗、礼相关的知识与乐谱。据《史记·滑稽列传》载，孔子曾说，“六艺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