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近年之梦，以祖母死及与静安先生游为最多。祖母死为我生平最悲痛的事情，静安先生则为我学问上最佩服之人。今夜又梦与他同座吃饭，因识于此。
看这二段文字，可知我那时真正引为学术上的导师的是王国维，而不是胡适。(《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14、15页，《古史辨》第1册)
顾颉刚对王国维是如此地敬服，在北大图书馆“清查外文书籍”时应该会注意到林泰辅的文章，所以，他还是有机会接触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的。1922年8月8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信云：
京师大学毕业生(现为助教)有郑介石者来见，其人为学尚有条理;又有顾颉刚者(亦助教)亦来，亦能用功，然其风气颇与日本之文学士略同，此亦自然之结果也。(325、326页，1984)
“然其风气颇与日本之文学士略同”，不知是否系说顾颉刚的疑古论调近于白鸟库吉辈，但王国维对疑古运动显然持批评态度。王氏1926年8、9月致容庚信说：
此段议论前见《古史辨》中钱君玄同致顾颉刚书……今人勇于疑古，与昔人之勇于信古，其不合论理正复相同，此弟所不敢赞同者也。(437页，1984)
这虽然是批评钱玄同，但也可视为对顾颉刚说的态度。
顾颉刚不懂日文，对他深入了解白鸟库吉和桥本增吉说是有困难的。但日文中汉字多，以顾氏的水平，初浅地了解一下文章的观点，特别是了解一下自己所熟悉的问题的观点，还是可能的。许多不懂日文的文史工作者，翻翻有关的日文论文，往往也有所得，这种情况并不少见。顾颉刚否定尧舜禹的论证，内容和白鸟库吉、桥本增吉有所不同，这也许与他不懂日文，以致不能深入了解有关。因此，如胡秋原言，将顾颉刚兴起古史辨运动的原因全部归结于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恐怕并不完全符合事实。
王汎森认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关键性因素是以康有为作为代表的晚清今文家的历史观(52页，1987)，这无疑是正确的。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次要的因素值得正视。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就是其中一个不可轻视的因素。王汎森认为“白鸟氏的论点与康有为及崔适倒是非常相象”(同上)。其实，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与白鸟说更象。白鸟库吉认为“据史，三皇五帝早于尧、舜、禹，然传说成立之顺序决非如是，道教在反对儒教后始整备其形态，表现道教派理想之传说发生于儒教之后”，虽然没有如顾氏概括出“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古史辨》第1册第65页)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但实际上是以具体事例说明中国古代传说时代愈早愈靠不住，隐含了传说的时代愈早，传说成立的时代愈晚的认识。比较这“大致相同”的两者之说，“白鸟氏之说比顾氏之说早十四年提出”，顾氏确实有“后出转精”、“青胜于蓝”之嫌。
中国近代以来大的社会思潮的形成，往往既有思想传统的内因，也有外部输入的外因;而外部输入，往往与日本有关。如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主要就是通过日本渠道。十月革命前，人们主要接受的是日本式社会主义理论，读的社会主义主要是久松义典、福井准造、村井知至、幸德秋水、西川光次郎的著作或文章。十月革命后，吴玉章、李达、李汉俊、李大钊等大多是通过学习和研究从日本传来的马克思主义典籍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而中国人宣传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大多也是根据日本译介来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加上自己的理解写成的。如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根据河上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写成的。[11]史学界也是如此，学者们认为：
日本史学真正在学术上对中国史学界产生影响，是在辛亥以后，因为直到这时，日本史学、特别是中国史研究才真正从江户时代的传统儒学影响下解放出来，取得了独创性的成果，并出现了以白鸟库吉和内滕湖南为代表的“东大”和“京大”学派。……这以后中日两国史学的交流，更多地是以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方式出现的。[12]
既然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谈古史辨运动兴起的外因只谈胡适带回的杜威实验主义方法的影响，不论与中国文化、政治、军事、经济关系最为密切的日本学界的影响，是很不好理解的。
刘起釪认为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的提出，与其轻视中国历史的总倾向是一致的，这是非常正确的。近代以来，日本社会意识中占统治地位的是“脱亚入欧”。1885年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提出日本要与“亚细亚之政教风俗”相决裂;日本人应以自己的行动，使西方人从成见中将日本与中国、朝鲜区别开来;成为东洋中的西洋国，以亚洲国家身份在亚洲推行西方列强的侵亚路线。对中国和朝鲜的蔑视情绪，混杂着对本民族非理性的优越感和对欧化的庸俗理解,再发展为对外扩张意识，这样，就一步步走向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13]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史学的主流是实证史学，实证史学是明治政府的思想工具，它虽然在表面上埋头于考证旧事，但在其客观主义的背后，却隐藏着最大的政治目的，即宣扬天皇史观，从根本上为天皇制政权服务。[14]鼓吹日本优越，主张侵略扩张自然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白鸟库吉作为实证主义史学家，不但致力于朝鲜、满洲、蒙古历史的研究，而且特别关心我国近代政治，写了大量的时论。[15]他鼓吹“尧舜禹抹杀论”，不但反映了他个人轻视中
国历史的倾向，更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的强烈的战胜国的优越感，是为扩张侵略政策服务的。胡秋原说他参加了土原肥策划的“满洲国”运动，可见其鼓吹“尧舜禹抹杀论”的用心。钱穆《师友杂忆》云：
其时尚在对日抗战中，滞留北平学人，读此书(指《国史大纲》)，倍增国家民族之感。闻钱玄同临亡，在病床亦有治学迷途之叹云。(199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
又记抗战时的顾颉刚说：
颉刚人极谦和，尝告余，得名之快速，实因年代早，学术新风气初开，乃以枵腹，骤享盛名……而对其早负盛誉之《古史辨》书中所提问题，则绝未闻其再一提及。余窥其晨夕劬勤，实有另辟蹊径，重起炉灶之用心。(209页，同前)
钱玄同的“治学迷途之叹”、顾颉刚“另辟蹊径，重起炉灶之用心”，是在抗日战争的残酷形势下对自己早年疑古过勇的反省，这也可能包含有对自己早年接受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的自责。否定尧舜禹，引发对中国历史的怀疑，动摇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这正是侵略者想干而难以干成的事，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感情的古史辨学者却替侵略者干到了。在这一严峻的现实面前，钱玄同、顾颉刚怎能无动于衷?由此看来，顾颉刚对于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确实是有难言之隐。50年代初期批判胡适，顾颉刚就竭力否认胡适对古史辨运动的影响;[16]80年代作《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则不提康有为之学。世异时变，认识也跟着变，说法也就跟1926年的《自序》不同。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对顾颉刚疑古从未言及白鸟库吉，就不应当感到奇怪。这些分析是否符合历史事实，我们等待着新的史料面世来检验。
严格地说，古史辨运动本来是学术层面上的问题，但人们往往从政治层面上来肯定它。[17]本文写作的目的，只是提醒人们：即使从政治层面上来评价古史辨运动，我们也不能只对它作正面的肯定。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倍受外国霸权的欺凌和压迫，这种欺凌和压迫最大莫过于对民族精神和民族自信心的打击。在这一问题上，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到底起了什么作用，的确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参考文献
1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
2 杨尚奎：《论“古史辨派”》，《中华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
3 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
4 胡秋原：《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台北：学林出版社，1973年版。
5 鲁实先：《史记会注考证驳议》，长沙：岳麓书社，1986.
6 刘起釪：《现代日本的〈尚书〉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2期。
7 李学勤：《对〈走出疑古时代〉的几点说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6期。
8 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北京：中华书局，1984。
[1] 该文又载《中国哲学》第2辑、第6辑。第6辑所载部分系王熙华代作，顾颉刚修改定稿。见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596-59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2] 说见刘健明《评王汎森著〈古史辨运动的兴起〉》，《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会刊》第3期，1989。
[3] 鲁实先、徐旭生实际也有与胡秋原同样的看法。如鲁30年代后期说：“顾颉刚谓《尧典》为汉人作。日本白鸟库吉作《尧舜禹抹杀论》，载明治四十二年《东洋时报》一三一号;又作《尚书之高等批评》，载《东亚研究》二卷四号。为其张说者，有桥本增吉、饭岛忠夫;驳难之者，有后藤朝太郎、井上哲次郎、林泰辅等，文载《东洋时报》一二九·一三一号、《汉学》一卷四·五·六号、二卷七号、《东洋哲学》一七卷一号、《东亚研究》一卷一号、二卷一号、九号。顾氏不信《尧典》，不信夏禹诸说，乃白鸟氏之绪论也。”(《史记会注考证驳议》，53页)徐说：“日本的御用学者倡‘尧舜禹抹煞’的议论，自有他们便利侵略，不可告人的隐衷，并不是科学研究的成果。……极端的疑古派学者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沾染了帝国主义御用学者的毒素，对于夏启以前的历史一笔勾消，更进一步对于夏朝不多几件的历史，也想出来可以把它们说作东汉人伪造的说法，而殷墟以前漫长的时代几乎变成白地!”(《中国古代史的传说时代》第26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
[4] 详见吴奔星《钱玄同年谱》，《钱玄同研究》80-86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5] 郭沫若说：“八卦的根柢我们很鲜明地可以看出是古代生殖器崇拜的孑遗。画一以象男根，分而为二以象女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1编第1章，上海：上海联合书店，1930。
[6] 郭沫若1914年1月到日本求学，1923年4月回国;1928年2月到日本避难，1937年7月秘密回国。在日本住了20年之久。《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即作于日本。
[7] 此文以《中国古传说之研究》之名收入刘俊文主编、黄约瑟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通论，1-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7页“禹之名，实得自其治九州四垂之水”14字本白鸟库吉语，误入《尚书·禹贡》引文中。
[8] 《燕京学报》第7期刘朝阳《从天文历法推测尧典之编写年代》就介绍过白鸟库吉和桥本增吉之说，云：“其他方面，白鸟库吉以为《尧典》之天文纪事并非由于实地之观测，而实本于占星术之思想。彼从十二宫二十八宿之知识与阴阳之说，主张此等知识系在孔子以前从伽勒底、亚叙利亚方面传人中国。又桥本增吉亦曾计算《尧典》星座在初昏南中之年代，乃得下列之结果……桥本因彼如此算出之年数不能一致，故不相信《尧典》之纪事，并因其中含有阴阳说之思想，断为周代之作品。”《顾颉刚年谱》云：“是年(1930年) 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及学术会议委员，研究《尧典》、《皋陶谟》、《禹贡》之著作时代问题，《周易》经传之著作时代问题，三皇五帝三王之系统问题，参加国学研究所学术会议。又任《燕京学报》编辑委员会主任，主编此刊第7、8 期。”“四月三十日 主编《燕京学报》，第7期已编成，第8期亦集稿。”据此可知顾颉刚当见过刘文，应该会知道白鸟库吉和桥本增吉之说。
[9] 见王宇、朱金枝整理《王国维未刊书札十通》，《文献》1992年第4期。标点稍作改动。
[10] 钱逊先生最近告我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新近出版之《钱穆全集》未收入此书，似以为此书非钱穆先生所译。不过，《钱穆全集》未收入此书也有可能此书系译文之故。
[11] 详参左玉河《简述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的渠道》，《毛泽东思想研究》1991年第1期;杨奎松、董仕伟《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第2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12] 胡逢祥《二十世纪初日本近代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学术月刊》(沪)1984年第9期。
[13] 详见周颂伦《简论近代日本人“脱亚”意识的形成》，《外国问题研究》1987年第2期。
[14] 详见沈仁安、宋成有《近代日本的史学和史观》，中国日本史研究会编《日本史论文集》第423-429页，北京：三联书店，1982。
[15] 详见五井直弘《白鸟库吉考补遗》，《三上次男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考古学论集》，日本：朋友书店，昭和54年。
[16] 这从梁从诫《胡适不是研究历史，而是歪曲和捏造历史》(《历史研究》1955年第3期)一文所载可以看出。
[17] 如胡绳《顾颉刚古史辨学说的历史价值》(《学习与探索》1994年第3期)一文就是首先肯定“疑古”精神的反封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