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主义史观否定官方称饥荒是天灾的谎言，而将之归咎毛泽东，这种简单化的看法有其不妥当之处。 下面是编辑老师为大家准备的毛的大跃进与当代中国。

毛泽东和他位居中国党政高层的同僚无疑要为饥荒负上最大责任，不过，无庸置疑，毛泽东、周恩来和其它中国领导人并非蓄意引起大饥荒，葬送数以千万计农民的性命。毛泽东和乌克兰饥荒时期的斯大林不同，他没有以幸灾乐祸的心态来看待百姓饿死的消息。更重要的是，单单指摘毛泽东会阻碍我们反思中国政治制度的性质。这是因为大跃进是多面相的事件，必须以多重视野、从不同层面来反思，这点作者曾于另文提出。

跟近年经济学者的研究不同，本文焦点在于饥荒对政治形势发展的影响，以及其对农村制度转变的长期影响。许多中外著作都把重点集中于高层政治斗争，特别是围绕 1959 年导致形势急转直下的庐山会议，但本文着重论述的，是导致中国各省之间饥荒严重程度各异的深层结构动态。在此分析中，我单独举出公共食堂来讨论，因为它不但是引起并加剧饥馑的重要制度，而且更重要的，它是大跃进激进主义的显著代表。我借助各省数据深入探讨参与公共食堂的模式，并指出这些模式反映了在高度压制、等级森严的政治制度中，一种我称之为代偿式政治表忠心态( politics of loyalty compensation )。除此以外，本文亦会探讨这场缘于政治的饥荒对农民和干部态度倾向的冲击，以及对其后中国农村体制改革的影响，这场改革促成了后毛时代公社的解体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实行。

1957 年末，毛泽东和他的同僚推行大跃进运动，扬言要超英赶美。在农村政策方面，毛泽东依旧偏爱大规模农村组织单位。表面看来，这种制度转变背后所依据的是规模经济( economies of scale ，虽然毛泽东没有使用这个字眼)的逻辑。一方面，大型农村机构能更有效动员农民和承担大规模水利建设及其它工程;另一方面，是藉此制度转变在成员众多的单位中推行平均主义。

人民公社在 1958 年出现，是响应毛泽东呼吁制度转变而应运而生的新组织。它在 1958 年年中首次出现时有个不甚高明的名字──大社，到了 8 月初毛泽东赞成以人民公社为名后，全国公社数目激增。 1958 年 10 月底，大多数省份都宣称已完成向人民公社的过渡。中国农村办了 26,500 个大型公社，有 99.1% 的农户参与，每一公社平均有 4,756 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