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度”、“知足”的伦理思想是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中的重要一环。“凡事不可超越界限，超过了限度会适得其反。凡事均有相应的尺度，只有适度，百事才会圆满。”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通过对人际行为的协调和规范，号召人们各安本分、各尽其责、容忍、谦让，强调人对社会的责任;要求人积极投入社会生活，为自己、也为别人造福;倡导人们从宿命论和超自然力量中去寻找人间灾难的根源，用自己的善恶观、道德观和戒律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有效地减少了部族间的摩擦，使已有的冲突得到缓和;要求只要每一个成员都做部族认为正确的事，他就会赢得一切神灵和部族成员的赞赏，反之，就会受到神灵的报应、惩罚和部族成员的谴责;主张部族对神灵承担特定的道德义务。赫哲人族对乌苏里江、黑龙江、松花江，蒙古族对鄂嫩河、克鲁伦河、嫩江、辽河，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对伊敏河、诺敏河、海拉尔河和多布库尔河等都十分崇拜。他们视神山是神灵的化身，从不乱打神山上的动物，也不砍神山上的树木。维吾尔族很重视打猎的季节，尽力避免打到正在怀孕或哺乳的野生动物、不许虐待自己的牲畜、宰牲畜吃肉时不许宰杀未满周岁的牲畜。鄂温克族以鸟作为氏族的图腾物，每个部族都十分尊敬自己的图腾物，不打、不恐吓它，更不许外氏族的人伤害。他们认为污染大自然是极大的罪孽，会给自己和部族带来灾祸。

这种规范将宗教和道德融为一体，集精神和文化于一身，具体的行为标准在很大程度上约束了部族成员的日常行为。使人们自觉地将自己置于某种超自然力量的控制和保护下，只有克制、知足、行善、奉献才能获得幸福报偿。在人与人的相互交往中，促进了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发展。强调个人的道德责任和奉献精神，设计出符合部族文化利益的行为标准和价值体系，逐渐成为民族或区域文化传统的部分，具备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功能。

三、对信仰、禁忌的解释功能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尽管没有形成一套完备的、系统的理论体系，但是，它通过各民族长期传承的神话传说、宗教信仰、习惯法及日常生产、生活习俗流传下来，影响至今。

藏族、蒙古族和维吾尔族分别创造和流传下来了《格萨尔王传》、《江格尔传》和《十二木卡姆》等大量的传说

故事。《魏书·高车传》记载：“匈奴单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国人皆以为神。

(单于)筑高台，置二女其上，将以与天之(天不至)而狼来，女下为狼妻而生子，后遂滋繁成国。”在突厥的起源上也有“其先国于西海之上，为邻国所灭，男女无少长尽杀之。至一儿，不忍杀，刖足断臂，弃于大泽中。有一牝狼，每衔肉至其所，此儿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后遂与狼交，狼有孕焉”的传说，反映了突厥的狼祖崇拜;蒙古族崇奉苍狼和白鹿，《蒙古源流》就记载了不许伤害苍狼、白鹿的故事，实际上这些图腾崇拜都源于生存的需要。突厥人崇拜狼是因为狼对游牧经济影响很大;通古斯人崇拜熊，熊是狩猎中遭遇的最凶猛的动物之一;蒙古人崇拜马，马在蒙古人的游牧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鹿则是鄂温克人得力的运输工具，他们的生活用品和打到的野兽完全依靠驯鹿驮运，鹿成为鄂温克人的“森林之舟”，这些流传至今的创世史诗和神话传说包含着少数民族朴素的生态自然观和生态道德观。这种对自然的敬畏、崇拜反映出人在面对自然关系时的伦理选择以禁忌、崇拜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春天是许多动物产崽的季节，对于那些产崽的动物少数民族先民不仅不准打，还要加以保护。

东北鄂伦春族不准打正在孵卵或哺乳的雌『生禽兽，他们相信打了以后再也不会打到猎物;要求在特定时间，对特定区域的森林实行封山育林，禁止滥砍滥伐树木、随意捕杀动物，避免惊动动物、植物的神灵;认为对一只动物的善行等同于对人的善行，对一只动物的恶行等同于对人的恶行，违犯禁忌会给本人和部族带来灾难。因而禁止人们对野生动物乱捕滥杀。维吾尔族也很重视打猎的季节，无论是在信仰佛教、摩尼教或是伊斯兰教的环境下，维吾尔族都要求不能为满足自己的私利随意猎杀、捕捉飞禽走兽。保护、关爱动植物成为少数民族共同的传统美德和生活习惯。这种出于对自然的敬畏之情、把大自然看成是神格化和人格化的观念体系、反对对草原、森林、湖泊、河流的滥垦、滥伐和污染，是少数民族生态伦理道德和生活方式的出发点。“敬畏天物”、注重与自然环境的融合，在客观上减少了对自然的破坏，保持了生态资源的多样性。

四、对生活习俗的保存和传递功能

我国的许多少数民族，历史上都曾经历过一段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的时期，同各种鬼神思想也通过祭祀节日、风俗习惯的形式保存下来。狩猎民族的舞蹈内容多是以象征性的方式捕捉动物。“逐水草而居”的少数民族形成了住毡包、帐篷，吃牛、羊肉，以奶茶、奶酒为饮料的习惯，从事畜牧业的少数民族有着穿皮毛衣裤、扎皮腰带、红白喜事、节日吉庆都离不开牲畜的生活习俗;而生活在绿洲农业区的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族则以米、面、肉食为主，穿棉、绸、布衣，腰间扎布巾，“逐渐形成了新疆民族充满生气与活力、豪迈刚直、慷慨激昂的民族精神和深层文化结构”。鄂伦春族崇拜桦树，桦树木材坚硬，能用来盖屋、造船，制作食具、饮具、盒箱。《龙沙纪略·物产》中记载：“鄂伦春地宜桦，冠覆器具庐帐舟渡，皆以桦皮为之。”诺鲁孜节是现在新疆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少数民族的隆重节日，也称为“春分节”，每年诺鲁孜节要举行拜水、拜树、敬土地、敬自然等一系列活动;将一盆象征春天的青苗放归河流，让它顺流而下，希望将绿色播撒大地，给人们带来吉祥、丰收。塔塔尔族在6月过“撒班节”、蒙古族在“夏初节”举行预祝畜牧业丰收的庆祝活动、塔吉克族有“祖吾尔节”和“铁合木祖瓦斯提节”，这些节日都是为了期盼风调雨顺，获得大自然的佑护而举行的农事节日。它保持了各民族丰富的传统文化中最有价值的各种技巧和方法，象征性地强化了文化意义上的各种活动。

五、对人类与生态环境关系的调控功能

人类作为社会存在物同自然界发生关系，生存是必须满足的基本需求，生产方式从来都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的支配作用极大。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为人们提供了一套有组织、有系统的宇宙观念，为人和环境建立起相互荣辱与共的联系。

生态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大多与其生产生活的资源有关。它最初表现为群体的信仰认同，众多的少数民族认为自己是由某种动植物变成的，演绎了各种各样的源于具体自然物的族源传说。在萨满神谕中，柳是生命的象征。满族神话中也说：在很久以前，祖先居住的河突然变成了虎尔罕海，大水淹没了万物生灵，只剩下了一个人。他在大水中随波漂流，眼看就要被水吞没，这时候水面漂来一根柳枝，他抓住柳枝，柳枝载着他漂进一个半淹在水里的石洞，化成了一个美丽的女人，并和他生下了后代，柳树就做为满族的始祖，被予以祭祀和保护。①鄂温克族把熊视为祖先;哈萨克族认为自己是白天鹅的后代;侗族先民认为万物起源于“雾”，并自觉地将这些作为人类本原的东西加以保护，希望得到超自然神力的认同和庇护。这种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体现在生态伦理思想上，就是各少数民族最初的“天人一体”的自然生态伦理思想的具体表现，它以直观的形式反映出人与自然物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包含着深刻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伦理智慧。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也在不断完善发展，开始主动协调天上、人间、地下三界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合理安排世界万物。承认自然的完美性，希望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只有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世界才能井然有序，整个大自然才能气象万千、和谐美好，这在主、客观上都起到了保护自然的积极作用。

彰显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是人类在长期强调向大自然宣战、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后面对地球水土流失、温室效应、大量生物种群灭绝、生态失衡，进而从环境到心灵对人类产生重大负面影响之后的反思之举。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压力使许多国家在经济繁荣、科技进步的同时，不得不面对能源高耗、生态危机等众多威胁人类命运的挑战，面临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日益尖锐的矛盾，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中强调大自然的内在价值，要求平等地看待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对大自然表现出应有的谦卑和敬畏，其自然生态观渗透到他们赖以生存的生产活动中，渗透到传统习俗和道德风尚中，形成了自觉的生态保护意识。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人们开始寻求人与环境、经济发展与环境相协调的出路。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中的“敬畏自然、尊重生命、与自然和谐相处”包含着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保护自然资源，与自然、社会和谐共处的理念，它通过各种信仰、禁忌形成的保护水源、草场、爱护森林、动植物等行之有效的生态保护方式，形成了在特定生存环境下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其维护自己生存方式的价值观念、理论和方式。对于强调自然环境、社会经济与民族文化的整体和谐发展，把人类的权利观、道德观、价值观、伦理观推广到自然界中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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