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阶级分化

这些巨大变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城市和农村范围中阶级分化的开始。越来越庞大的人口在私人部门中谋生，独立商号、雇用劳工的企业家、承包和承租土地的农场经营者倍出。从50年代集体化以来，中国大陆社会阶级从同一化的趋势到此而逆行转变为阶级的特殊分化。以财产为基础的差别……甚至不平等，在革命40年后重新出现。如果前40年的中国是国家集体的扩大，市场和私人经济的缩小。到80年代，这一切都起了根本的变化。雇佣劳动者的重新出现。雇用十几个、几百个劳动者雇主阶级重新出现。M.Selden引用的一份资料揭露了在一个迅速工业化的浙江乡镇，童工制度重新出现。多达700名农村儿童和10-15岁的青少年，每天在铝厂、印刷厂、塑料厂工作10-12小时(最坏的有长达16小时)。这些童工工资每日1元人民币。成人为3元。“改革”促成了儿童和青少年缀学率的提高。经济上的渴求，使家长鼓励儿童和青少年辍学投入私人部门成为童工，以增加家庭收入却同时为社会扩大了半文盲的人口。Selden也指出家庭为了增加劳动力增加收入，促使人们极力多生孩子，对中国的人口问题投下了重大威胁。国家因扩大对工业的投资而大幅减少农业投资，影响农业的持续发展。农家经济的发达，相对危害了农村的公共设施。过去累积下来的土地平整，灌溉系统、通讯网和村路系统已经无人维修或新建。去年9月，我因文学上的交流访问了广东、东莞和深圳，即使是一次简短匆促的旅程，东莞、深圳的巨大社会变化，已十分令人惊异。据说有60到80万“外省人”流入广东、东莞、深圳地区，为人代耕土地、从事社会较低层劳动。农村中兼营私人工业(例如砖厂)的农民雇主，和企业家、华侨、党支部(书记)兴建新楼房，聚居一处，俨然形成一个高收入阶层的特别社区。“外省人”劳工在私人企业工厂中劳动，完全没有任何社会福利，工伤(例如手指轧断)没有任何医疗救助。当地农民将土地交给“外省”农民耕作，自己从事工商业(例如土木、装潢、商贸、砖窑)而又收取一定比率的地租。新的、拟似地主--佃农的关系出现。

阶级分析论的消失

当然，我无意忽视国家和集体仍然在中国大陆的经济构造中占有不仅仅是举足轻重的比重。国家和集体仍然拥有土地终极的所有权;国家和集体是承包内容的最后决定者，并且掌握农村工业、副业生产的大部分资产。国家决定家庭对于所属村庄以及国家的财政上的负担。尤有甚者，国家和集体控制着中国大陆经济最为重要的部门--现代化巨型工业、银行以及国际贸易，等等。然而，80年代改革开放制度所造成的新的阶级分化、新的剥削制度、新的社会生产关系，往往因政策的高度权威，而无法使大陆社会科学界对当前政策所产生的暗部，加以科学的调查、研究，并上报于中央决策部门，据以改善、补救。一个饶有兴趣的事实是：中共自取得政权以后，从未对革命以后不同阶级的中国大陆社会，做过社会性质和阶级构成方面的分析，科学地分析社会矛盾的本质。说目前的中国大陆社会已经有新生资产阶级，有资本主义的剥削和被剥削关系;说中共党内已形成资产阶级官僚阶层;说在意识形态领域上俨然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比起“文革”时代，已经更有客观的、明显的事实支持类如这样的想法。我们当然无意建议人们应该以“文革”时代高亢的“阶级斗争”去面对这些新生问题，但人民和中国社会主义，应该如何认识改革历程中产生的阶级分化、剥削、城乡差距的矛盾，体力和精神劳动的矛盾;如何与这些问题相处;怎样看待这些矛盾的发展前途--如何最终解决之……这些，中共党的理论家都应该明白、仔细、正确地告诉全体人民。何新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没有触及，不仅仅是这篇“谈话”的缺点，是否也反映了当前政策在大陆还缺少民主、科学的批评与讨论的条件，则无从知道了。

失去的第三世界视野

1949年中国的革命，对于绝大多数的第三世界不发展国家，是一个仍然必须付出艰难而巨大的努力犹难于取得的成绩。帝国主义的支配被彻底驱逐。和帝国主义内外勾结荼毒民族发展的国内反动势力被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过了根本性构造变革。中国成了她自己的主人。民族和国家的完全独立自主，即使是一些先进资本主义化国，在战后也一段长时期中不曾获得。日本在政治上的独立性，是在美国开始衰落的最近几年。战后不久，法国、(西)德……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美国在欧洲的冷战战略的从属国家。

然而，似乎不论朝野，在中国大陆，已经不知不觉地失去了第三世界的视野--虽然中国在第三世界拥有许多最真诚的朋友。这些朋友，还在广泛残破的第三世界丛林、贫民窟和城市中，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以及新殖民主义与它们在国内的代理人作极其艰苦的斗争。他们热爱着中国，因为在民族解放的事业上，中国是他们的标杆，从而也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上一些缺点怀抱着严重的关切与严厉的批评。但今天大陆上许多知识分子却只知道看西方国家的“文明开化”，不屑于一顾那些为民族的骄傲，民族的认同、解放和独立发展而奋战的世界的穷人。中国大陆请了若弗利曼之类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到中国，奉若特别会念经的远道和尚，却从来不注意拉美、印度、非洲和其他第三世界杰出的政治经济学家或世界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Paul Baran,A.G.Frank,E.Feder和P .Rey等。为了革命以后的经济建设中国埋头于越来越复杂而困难的发展计划，而逐渐失却了与世界穷人同舟一命的认识。这是十分令人扼腕的。而这也是何新的这篇长文值得我们关注和期许的理由。

寻找失去的视野

清末各种救亡运动以来，革新救亡的知识分子，从思想、文化、历史的角度发言的人远远多于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发言的人;多于从中国社会史和经济构造的角度发言的人。《河殇》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从经济学的观点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追求“发展”的两条路线，也就是追求工业化积累的两条路线。然而，对于“发展”的饥渴，对积累的饥饿，两者几乎不分轩轾。社会主义的发展，千条万条，是以人为中心的，以人的真实的解放为中心的发展。因此，对发展的定义、内容和品质，应该有通盘的异于资本主义发展论的新内容。这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挑战--为谁、为什么、什么内容的发展，决定着发展的方针。何新要中国面向世界市场寻求中国的社会主义积累，呼吁和国际独占资本主义化的日本的合作时，如果没有在发展的根本哲学上与具体知识有清晰的认识，那么在“国际货币基金会”、“布列顿乌兹协定”、“关税及贸易协定”这些世界独占资本主义体系严格周密的支配的体系下，何新重回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一片善良的愿望，不免要遭到严苛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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