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世纪转折点的对中国的未来的两种规划

即便在历数中国人的“劣根性”的同时，明恩溥也不忘肯定中国人的智性能力、忍耐精神、实践能力和乐观性格。他反复强调：“中国的需要是很少的。需要的只是品格和良知。”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明恩溥作为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不无意外地提出了“以基督教救中国”的方案。

在《中国乡村生活》的最后一章《基督教能为中国做些什么》里面，明恩溥具体阐述了基督教将如何拯救中国：

(一)基督教能更好地关怀中国人……[因为]如果基督教失去了权威，人性中自私的潜伏力量就会抬头。

(二)基督教将变革中国的教育制度……[因为]那种将中国塑造成现在这个样子的道德力量，目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活力。

(三)基督教将决不与一夫多妻制和纳妾制妥协……将净化和柔化中国家庭。

(四)基督教将给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引入一种新的起预防作用的有效因素。

(五)基督教将授予中国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至今这种精神差不多完全处于民族情感偏向的盲目冲动状态。

(六)基督教将使童性变得神圣，使母性变得崇高，使人性变得尊严，同时净化各种社会条件。

明恩溥还进一步给出了以基督教救中国的时间表：“从中国于1860年全面开放算起，50年时间将足够产生一个好的开端，接下来300年的时间将用于基督教的全面传布，再有500年时间，基督教将明显地战胜所有其他的信仰。”

辜鸿铭则从保孔教、保中华文明、阻止中国进一步被殖民化的立场出发，反对基督教救国论：“中国人觉无宗教之必需，其故者，盖因其已有儒家之哲学与伦理学也……西人宗教之义，旨在教人为善。然儒家非仅限于此，且教人为良民……西人之宗教，乃个人之宗教或教堂宗教;儒教，乃社会之宗教或国教”。

不但如此，辜鸿铭作为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还鼓吹中国传统道德而轻视西洋庶民道德。他认为西方的民主政治和议会制度是“群氓政治”(the religion of mob-worship)，即，不受国际道德约束的、只为西方选民谋殖民地利益的机制：

公民者，非为己而活也，其始而为家而活，继而为公民秩序而活，终而为国而活。此乃公民之精微要义。如今所见欧美列国，无论男女，皆无真正之公民生活观，却有议会及统治机器，如此之国，汝若欣悦，可谓之曰大商行，若于战时可谓之曰，土匪帮或海盗帮。称之曰国，不配也。

对于中国即将沦为殖民地的前景辜鸿铭也是忧心忡忡。他认为保(孔)教卫国，只能诉诸武力：

中国之将来，独立乎?受人支配乎?皆取决于中国是否有强大，且有效之军队，亦取决于中国有教养之统治阶级是否解‘士’之本义，是否愿弃文(士)从武(士)，持枪卫国，抵御外侵矣(1915：83)。

四、结语

在“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启蒙思想家看来，辜鸿铭的立场是拥护封建帝制而反对民主共和的;明恩溥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批评虽然冷峻，他的研究方法却是科学周详的，对中国人国民性的认识是深刻而有意义的。当时的启蒙思想家，如鲁迅、林语堂、陈独秀、李大钊、潘光旦等人，几乎是一边倒地奚落辜鸿铭而肯定明恩溥对中国人国民性的研究。

一百多年过去了，经历了****满清、建立中华民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中华民族，其发展已证实明恩溥和辜鸿铭的两种看中国人国民性的视角均有偏差。今天的中国人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已不再缺乏现代意识;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以及中国妇女的教育水平，已有大幅度提高。明恩溥的“基督教救中国”的规划，固然没能落实，辜鸿铭推崇的儒学和传统道德，也在新中国建立后，尤其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严重地破坏了。

对比新文化运动启蒙思想家，今天的中国学者面对明恩溥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批判，已多了一份从容和坦然，对于辜鸿铭对西方殖民文化的道德批判，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今天的中国人应该理性地分析明恩溥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批评，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也应该热情地响应辜鸿铭倡导中国人回归自己的民族性格和道德传统的呼声。

总结：希望其它社会学论文：世纪转折点对中国未来的两种规划一文能为大家带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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