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是在主动与被动中实现社会意志表达的。传媒与社会表达的这种良性互动(互相利用)使得一些重要的民主形式得以实现，同样使得一些传媒得以生存并发展。传媒可能是追逐利益的，但如果失去了在公共空间中的社会表达，它在社会公共空间中将无法立足，其存在的理由也就会消失。

在现实生活中，各种原因导致了传媒不能按照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去推进社会进程。从私有财产的出现和国家的逐渐形成起，就已经打破了原始部落时代那种人人平等的理想状态，造成了人们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的不平等，致使所有的社会人群不可能平等地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在麦克卢汉看来，人类社会将会经历三个阶段：部落时代、非部落化时代和重回部落化时代。这里所提的重回部落化时代是传媒技术在起作用，是发达的传媒技术拉近了人们的距离而不是历史自然发展的结果。从表面上看，网络的表达方式让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人们可以实现“面对面”交流，但是人们能否真正回到最初部落时代的那种民主还是一个未知数。原因很简单，就是传媒有一定的制约作用。这个制约即如何表达社会意志，媒介公共空间该如何构建是关键因素之一。

人们认为，由于传媒技术的变革与发展，使得社会管理模式已经从“全景监狱”式转变成了“共景监狱”式。与“全景监狱”相对，“共景监狱”表现了一种反向的效果，人们不再受到来自“高塔”的监视，而是对其展开凝视。其实不然，福柯所提到的“高塔”是社会管理者，媒介技术的变革削弱了社会管理者的优势。不幸的是，“高塔”的主人却正在变为传媒的管理者，由于传媒与人们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致使传媒仍然处于主动地位。卢因的“把关人”(gatekeeper又称“守门人”)理论认为，传媒在信息传递过程中，有重大的过滤功能。传媒受到高位主体、本位主体和所处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也影响了传媒把关决策的最后结果。因此，传媒要想尽可能地减少信息传递的不对称现象，就要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定位，采用合适的方式表达社会意志。媒体应该尽最大可能去摆脱来自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尽可能保持信息的真实性、客观性、完整性，这样才能真正成为人们推进社会发展进程的动力。

传媒功能与社会公共空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学学界持续不断的话题。传媒有着培养受众的功能，传媒在长期的传播过程中会潜移默化地引导、增强人们对社会的态度，提高人们的社会意识。从积极的角度看，追求社会平衡始终是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传媒作为有力的沟通和信息传播渠道，在社会公共空间中为社会意志的表达担负起天赋的使命，必然会在建立平衡、和谐的社会进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传媒在公共空间中的社会意志表达，媒介的公共性建立在社会的公共性之上，这种公共性不在于媒介传播的广泛性和受众的聚合性，而在于对媒介利用的程度和方式，民主表达是社会民主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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