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互联网时代公众舆论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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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1922年，美国着名新闻评论家和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写下了《公众舆论》一书，被列为传播学的奠基之作，开启了舆论学的大门。它第一次对公众舆论做了全面的描述，分析了阻碍公众接近真相的种种因素，首次提出了“拟态环境”和“刻板成见”的概念，也引发了后来人对议程设置这一理论的研究。如今，虽已过去将近一个世纪，但此书影响未消，我国的许多传播学者也对此进行了解读，如黄旦在《舆论：悬在虚空的大地?》一文中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对整本书进行了评述，而姜红在《舆论如何是可能的?》阐述了李普曼所认为的舆论发生机制，还有一些学者就书中的关键概念“拟态环境”和“刻板成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此外还有对书中所蕴含的议程设置思想和报刊的运行过程进行了解读。

但在新的传播环境下，在网络广泛普及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公众舆论进行更多的思考，找寻其存在的特征和意义。

二、李普曼笔下的公众舆论

“公众舆论”一词最早出现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作为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卢梭认为，“公众舆论是理性公正的，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因此理性的公众舆论最终可以主导政府决策。[1]”但李普曼对此却进行了反思并持有相反的意见，他用了整整一本书的内容来讨论这一概念，虽没有下任何明确的定义，但却告诉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公众舆论是不可能存在的，在他看来，当下的公众并不能自发的形成真正的舆论。

就舆论的主体而言，其应是公众，“公众是由社会中占大多数的具有独立自主意识的人组成的。”但在李普曼看来，人们除了具有一定的独立思想之外，还有着根深蒂固的刻板成见。对此他有着非常的经典的描述：“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置身于庞杂喧闹的外部世界，我们一眼就能认出早已为我们定义好的自己的文化，而我们也倾向于按照我们的文化所给定的、我们所熟悉的方式去理解。”这表明公众并非是理性的个人，他们会受到所处社交圈子内文化的影响，也会受到先入为主的成见的影响。另外李普曼也明确的说道：“其特点是先于理性被投入应用。这是一种感知方式，它在我们所意识到的信息尚未经过我们思考之前就把某种性质强加给这些信息。”这指出了一个事实，公众习惯于带着成见去看待任何事物，如果看到的完全合乎他们的预想，成见就会进一步加强。因而，固有成见保护着公众，在它们的防卫下，公众能够很轻松地融入所在的社交圈子，也能让他们继续感受到所处的地位是安全的。

在描述公众舆论的客体时，李普曼引入了“拟态环境”这一概念。他认为“一个人对于并未亲身经历的事件所能产生的唯一情感，就是被他内心对那个事件的想象所激发起来的情感。”真正的现实环境太庞大、太复杂，人们不得不在能够驾驭它之前使用比较简单的方法去对它进行重构，但“偶然的事实，创造性的想象，情不自禁的信以为真，这三种因素便会产生一种虚假的现实。”使得在社会生活的层面上，人对环境的调适是通过“虚构”这一媒介进行的，因而即使重构得再精确，也不等于是真正的现实。

至于舆论本身，由于舆论面对的是一些迂回曲折、看不见摸不着而又令人困惑的事实，而且根本不可能一目了然，因此，不同见解组成的公众舆论变得模糊不清。在李普曼看来，那些带有刻板成见的人在面对拟态环境中的事物所做出来的反映，也是那么的不真实，所以，公众给舆论只能是“他人脑海中的图像——关于自身、关于别人、关于他们的需求、意图和人际关系的图像……这些对人类群体或以群体名义行事的个人产生着影响的图像，就是大写的舆论。”

三、互联网时代的公众舆论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网民人数的迅速增多，网络越来越成为大多数人发表意见的平台，由于网络媒体本身其传播方式的复杂性和交互性，使得网络上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声音。陈力丹曾将舆论定义为：“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其中混杂着理智和非理智的成分。”据此，如果要给网络舆论下一个定义，我们暂且可将它定义为：网络舆论就是公众在基于网络这个平台上所表达的对于现实社会中各种现象、问题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它的主体是所有能够接触到网络的公众，客体依然是来源于现实社会中的某些现象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