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联系“文人论政”这一历史渊源，论述“文人论政”这一传统产生条件及其特征。比如傅国涌认为“文人论政”这一传统的产生条件包括民间报刊的空间、经济独立与知识分子能够保持人格独立①，其特点有五：公正客观理性、论政而不从政、富于责任感，勇于负责、感人至深的爱国情怀、笔锋常带感情;而其他学者如甘惜分却认为“文人论政”是政治家型报人办报的特点，这些报人具有政治家的一些重要素质;②王永亮则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直接指出文人借助报刊来参与社会并进一步干预社会，认为这些人都是具有强烈爱国心、敢于触及社会弊端和丑恶之处、学识渊博且对政治有深刻的洞察力、政治活动能力也较强、注重人民的呼声等等。③“文人论政”被称为一种办报思想，其内涵包括：从治国的角度对待报纸、报纸是国事的耳目喉舌，有“去塞求通”的作用、报纸文风应浅近义明，通俗易懂、报人精神独立并商业性经营报纸。④此外，也有一些研究者从个案研究出发，通过对《循环日报》《大公报》、《观察》周刊以及指出这些近代报人不但“论政”，而且主要目的是“立言”：向统治者进言、报刊要主持“清议”、“立言”要推动社会改革、报刊发言自由、内容需经世致用、关注国家外交、民生、救亡图存等主题;⑤在后续的研究中，还有一些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文人论政”这一传统产生的条件，报刊开辟的新言论空间以及传统士人在吸收传统儒学以及西方文化之后，逐渐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型这一主体条件，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出发，审视了“文人论政”这一传统中存在的内在悖论。⑥西方新闻人崇尚自由，却为政治所困。而中国的文人恰恰相反，他们甘愿为政治所囚，追求的往往不是纯粹的自由。近代中国无数新闻人以牺牲理想或者生命为代价，均是以失败告终。政治书写的历史，远非一支笔或者一个人就能改变其奔涌而去的方向。“文人论政”这一传统其内在的相悖性就决定了其惨淡的结局。但是无法否认的是，虽然从个人角度而言，他们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也未曾活着实现，但是他们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将弥足珍贵，如夜空中闪烁的明星，为后来的新闻人指明了前行的道路，为人民大众民族存亡意识的觉醒立下了盖世功勋。

编辑老师在此也特别为朋友们编辑整理了近代新闻场中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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