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政府为了保卫国家和保护人民，就必须组织常备军队和发展民兵，建设国防，并“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政府为了服务人民，保证社会健康运转，促进社会经济均衡发展，还必须经营和掌控一定量的国有企业。如建设和经营公路、桥梁、运河、港湾等公共事业和公共设施。因为，这种事业的“建设和维持绝不是为着任何个人或任何少数人的利益”，同时，这种事业和没施，在由大社会经营时，其利润常能补偿所费而有余，但若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绝不能补偿所费。‘其所需巨大费用，亦常非个人财力所及。‘所以这种事业，不能期望个人或少数人出来创办或维持。”

　　斯密在这里所讲的公共事业和公共设施，其内容是相当广泛的。除上述公路、桥梁、运河、港湾外，还包括银行、印钞企业、保险公司、邮局、贸易公司、自来水公司、学校等等。总之，凡是为社会所需要，企业规模较大，必需巨额投资，私人经营难以赚利或利小，私人不愿干或无力干的事业，政府都应当干，都可以干，都要尽力去干好。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政府经营国企，斯密特别提出了如下几点：(1)政府必须秩序井然、节约谨慎和善于理财；(2)政府绝不能把国企“当成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3)政府必须加强对国企的审计监督。在《国富论》一书中，斯密的这些主张虽然主要是直接针对国有银行的，但笔者认为它适用于一切国企。

　　约翰·穆勒全面发展了斯密关于政府经营公共事业的思想。他认为，工厂、农场、银行、保险、铁路、公路、运河、桥梁、港湾、邮政、学校、医院等，私人能办，国家也能办，私人经营与国家经营之间完全可以展开自由竞争。约翰·穆勒甚至还明确表示不同意那种认为“政府只适宜做人们做不了的事”，其他一切靠市场的观点。他认为，凡是“真正关系到全体利益的事情，只要私人不愿意做”，“凡是需要投入大量财力、需要采取联合行动”而私人无法做的事，政府都应去做。凡是“为了人类或子孙后代的一般利益”应做之事，或“为了那些需要他人帮助的社会成员的当前利益”应做之事，“而个人或私人团体做这种事情又不会得到报酬”，这些事就“宜于由政府做”。总之，“凡扬善避恶的事，都是政府应该做的，既可以直接去做，也可以间接去做。”“政府应做更多的事”，“必要的政府职能要比大多数人最初想象的多得多，不能像人们一般谈论这一问题那样，用很明确的分界线划定其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