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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军备生产或军费开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结构性危机有着十分微妙的联系。尽管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们对此所言甚少，但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不少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已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军国主义及军备经济的关系发表了颇为深刻的见解。

　　卢森堡在1913年出版的《资本积累论》中就提出，军国主义不但“在资本的历史上，完成一种十分确定的任务，它与积累的每一个历史阶段相伴随”，而且它本身就是资本积累的一个领域，是“实现剩余价值的一个卓越的手段”。她还指出，军国主义实质上就是将向工人和农民征税所得用于军需品生产，一方面“保证资本能够维持常备军，即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另一方面它能取得资本进一步积累的广大领域”。卢森堡对资本主义军备经济的分析，显示出了作为革命家和理论家的远见卓识，她的某些具体观点对其后的曼德尔(E.Mandel)和比莱斯(R.Beilais)等人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布哈林也在其《过渡时期经济学》中提到，军事生产吸收了剩余价值并妨碍了扩大再生产。

　　二次大战后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军费开支水平与战前相比有了一个“质的变化”。冷战格局，相对繁荣的经济和高昂的军费开支并存，使得不少马克主义者、凯恩斯主义者以及其他非正统学派经济学家，包括斯威齐(P.Sweezy)、巴兰(P.Baran)、曼德尔、韦斯科普夫(Weisskopf)、莫斯利(Moseley)、基德隆(M.Kidron)和罗恩·史密斯(R.Smith)等，开始重新审视并深化对军备问题的探讨，所谓“永久军事经济”学说，也形成于这一时期。这些观点在当时和后来，在不同经济学阵营里引起了一些争论(包括80年代在一些后凯恩斯主义杂志上的交锋)。1980年代后，资本主义进入新自由主义时期，其军备经济与军费开支也表现出了一些新特征，由此催生出了一些与传统阐释不同的“替代理论”，这些理论多来自法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如杜梅尼尔(G.Dum6nil)、列维(D.L6W)、比莱斯和塞法蒂(c.Serfati)等。事实上，在热衷于对现实的美国经济危机进行分析阐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阵营中，也有部分学者重新提出军费开支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相关性的问题；还有学者认为，80年代以来，非生产性支出(如军费开支)降低了资本有机构成对利润率的向下压力，从而延缓了利润率危机，等等。这些理论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阵营就当前危机进行争鸣的一个环节，也应引起我们的充分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