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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的终结，新民主主义的开端。“五四运动的杰出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这种“彻底地、不妥协地”斗争反映在外交关系上，那便是它给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带来巨大的震动，他们纷纷调整对策，变得更加反动，于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的人民群众组成了一种广泛的特殊的“国民外交”战线，与之进行了坚决的、不懈的斗争，给“国民外交”带来巨大的变动，探索这一变动的过程，有利于我们对五四运动深远影响的全面了解。

　　五四时期，在公众外交领域，另一个值得充分关注的群体便是社会名流。他们发挥各自的优势和专长，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外交活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这里谨择取几位最具代表性者加以论析。

　　先说梁启超。梁启超是清末民初知识界首屈一指的人物，在国内外拥有崇高的威望。1918年11月，“一战”刚结束，巴黎和会正准备召开，梁启超即积极筹措经费，并挑选了一批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作为自己的随员，于年底动身前往欧洲，意在“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可见，梁启超的这番欧陆之行，是一次典型的公众外交之旅。

　　次年2月18日，梁启超来到巴黎。此时和会暂时处于停顿状态。但是梁启超“无一刻安暇”，积极开展多方面的外交活动。还在乘船赶赴法国的途中，他就有意识地“趁空做几篇文章，预备翻译出来，在巴黎鼓吹舆论。……内中一篇，题目叫做《世界和平与中国》，算是表示我们国民对于平和会议的希望”。抵达巴黎后，梁启超一行将此文译成英、法等文本，装订成小册子广为散发；时隔不久，他又发表《国际同盟与中国》一文。这两篇文章讲述了中国目前面临的被瓜分的危险及其严重性，说明了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基本宗旨，向国际社会传递出了来自中国民间的声音，为西方各国的政要和民众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以及中国人的所思所想，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梁启超在广泛接触西方国家各阶层人士的同时，也积极创造条件与有关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会晤。

　　3月25日，梁启超与美国总统威尔逊举行会谈。他力陈山东被日本攫取的严重性，恳请威尔逊总统支持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权益的立场。尽管讨论的问题十分严肃，但是彼此的“言谈极为畅快”。此外，他还先后与英、法等国政府代表、党派领袖会面，争取他们对解决山东问题等的理解、同情和支持。

　　巴黎和会期间，梁启超时刻关注和会的进展，及时把有关情况电告国内。4月30日，当美、英、法三国拟将原来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给日本，而北京政府派出的和会首席代表陆征祥竟然考虑签字的消息传出后，梁启超即迅速电告国内，并称：“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正是因了梁启超在第一时间把消息传回国内，才导致了风起云涌的五四运动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梁启超“直接点燃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