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和平论”的两个要点难以成立。“民主和平论”从民主国家内部的民主制度、民主观念这两点来论证民主国家倾向于和平，有利于控制发动战争的动机，因而有利于实现民主国家间的和平。事实上，民主制度、民主观念的建立既可以激发战争，也可以控制战争，它并不能单独地决定一国对外是否采取战争行为。

“民主和平论”在方法论上的缺陷。“民主和平论”是从国家内部结构来推导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功能、行为的。进一步讲，“民主和平论”所讲的民主只是一种国家权力运行方式，而不涉及民主所具有的不同政治内容，因而这种“国家层面分析方法”仅仅是一种从形式上分析国家结构与国家对外行为之间的关系的。它与现实主义理论一样，都具有片面的深刻性。在现代国际体系中，各国相互联系的程度越来越大，一国的对外行为不仅取决于其内部矛盾的发展程度，而且取决于国际体系内结构性矛盾和与其直接相关的矛盾的发展程度，是内外各种力量交互作用所形成的“合力”的结果，也是当政者采用何种战争来调整国家行为的主动选择的结果。

(三)“民主和平论”到“中国威胁论”

冷战结束后“中国威胁论”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一直大有市场。在美国，反华势力掀起的“中国威胁论”声势一浪高过一浪。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威胁论”，又是在“民主和平论”催动下出现的。

早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中国威胁论”在国际上刚刚开始流行之际，在《出现在地平线上的霸权——中国对东亚安全的威胁》一文中，澳大利亚学者罗伊认为崛起的中国将给亚太地区的安全带来长期的危险。在论证他的关于为什么中国倾向于使用武力问题时，他所罗列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是一个第三世界的、不民主的国家[5]。他写道“中国的政府是一个典型的第三世界政权，集权而不稳定”“因为第三世界不是民主的，它们对公众所负的责任是有限的，这提高了一种可能性——统治者将为了他们的个人目的而不顾大众的意愿去发动战争。第三世界的领导人更容易采取侵略性的海外行动把民众的注意力从国内的政治问题转移开来”。

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哈佛大学的名教授亨廷顿也屡屡在文中强调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从整体上看，他主要是运用了一种新现实主义的“文明的冲突”的理论来宣扬所谓的伊斯兰教文明和儒教文明以及上述两种文明的联合所形成的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与威胁。他写道“在诸大国中，只有中国的暴力倾向超过了穆斯林国家，它在其76.9%的危机中使用了暴力”。虽然从通篇看来亨氏的文章在表现他的上述偏见方面没有显得过于直露，但在骨子里，所谓的东方的中国“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对西方文明的“威胁”是被他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专制好战”的东方对“自由民主”的西方的威胁[6]。

通过上述文字可以看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那些依据“民主和平论”宣扬“中国威胁论”的人不断重复地把美国和中国主观和简单化地分别归入民主和专制、文明与野蛮两个极端对立的阵营和类别[7]。在上述阵营和类别中“民主”的美国优越于“专制”的中国，“民主”的美国是“文明”和“爱好和平的”，“专制”的中国是“好斗”和天生具有“暴力倾向的本性”。这些都是非常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我们无论是在任何时期任何情况之下都要严厉驳斥从“民主和平论”下推论出来的“中国威胁论”。

综上所述，“民主和平论”主张建立的和平本质上是建立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基础之上的西方国家之间的局部和平，世界总体和平的巩固和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呼唤新的民主。

参考文献：

[1][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黄胜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美]查特尔·墨菲.政治的回归[M].王恒,臧佩洪，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3][美]肯尼思·沃尔兹.冷战后的结构现实主义[C]//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韩召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美]妮科勒·施莱,莎贝娜·布塞.美国的战争:一个好战国家的编年史[M].陶佩云，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

民主和评论是现今西方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盛行的理论，它是一些西方大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符合冷战后一些西方大国输出民主、干涉别国事务的霸权外交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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