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精品学习网小编和大家分享对斯密政府角色理论的重新思考，欢迎大家前来了解、查询。

摘要：斯密虽然强调市场机制调节的基础性作用，认为市场经济运行和社会资源配置应主要由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来调节;但他并没有忽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角色和作用。他认为，在市场经济运行、特别是在宏观经济运行中，政府自觉调节是不可或缺的。在市场经济中，政府既是公共产品的生产经营者，又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执行者，还是一个拾遗补缺者和经济调节者。斯密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概念是有特定含义、前提条件和适用范围限制的。人们绝不能把它理解为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和普适法则。

关键词：市场调节;政府角色;公共产品;国有企业;政府干预

中图分类号：F09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1-014-05

多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总是把亚当·斯密看作是一个“国家干预经济的反对者”，认为他“极力反对国家的干涉政策”，主张在市场经济中国家只是个“守夜人”。显然这就把斯密说成是一个全面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只要市场机制自发调节、不要政府自觉调节的经济学家。

笔者经过进一步学习和思考，认为这些观点不符合斯密经济思想的体系，也不符合《国富论》的真实内容，是很值得重新思考和研究的。

一、斯密只要市场调节，不要政府调节吗?

不可否认，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的确很强调市场机制调节的基础性作用，他的主导经济思想无疑是经济自由主义。他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的运行和资源配置，应主要由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来调节。他说：“个人的利害关系与情欲，自然会使他们把资本投在通常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但若由于这种自然的倾向，他们把过多资本投在此等用途，那么这些用途利润的降落，和其他各用途利润的提高，立即使他们改变这错误的分配。用不着法律干涉，个人的利害关系与情欲，自然会引导人们把社会的资本，尽可能按照最适合于全社会利害关系的比例，分配到国内一切不同用途。”“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这里他所讲的“看不见的手”就是后来经济学家们所讲的市场机制(包括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利益机制等)。斯密主张在市场经济中经济运行和社会资源的配置应主要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应当说这是他经济思想的主流。

但是，斯密不愧是一个经济学大师，他并没有被自由放任的绳索牢牢捆死在自由主义的囚笼中而脱离客观世界和失去思想自由。他认为，由于人们的私利和偏见，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在《国富论》一书中他直接讲的是自由贸易等概念在英国是很难完全实现的。他说“不能期望自由贸易在不列颠完全恢复，正如不能期望理想岛或乌托邦在不列颠设立一样。”因此，他在强调市场调节对经济运行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又非常重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和作用。他认为，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特别在宏观经济运行中，政府的作用是重要的，政府的角色是不可或缺的。

第一，斯密认为，政府是公共产品的生产经营者。不仅是国防、司法等纯公共产品的生产经营者，而且是公路、桥梁、运河、港湾等准公共产品的生产经营者。为此，政府不仅必须进行国防建设、司法公安建设，而且必须经营和掌控一批国有企业。虽然在斯密那里还没有公共产品和国企的概念，但在《国富论》的有关部分，实际上谈的就是这类问题。

他认为，政府为了保卫国家和保护人民，就必须组织常备军队和发展民兵，建设国防，并“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政府为了服务人民，保证社会健康运转，促进社会经济均衡发展，还必须经营和掌控一定量的国有企业。如建设和经营公路、桥梁、运河、港湾等公共事业和公共设施。因为，这种事业的“建设和维持绝不是为着任何个人或任何少数人的利益”，同时，这种事业和没施，在由大社会经营时，其利润常能补偿所费而有余，但若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绝不能补偿所费。‘其所需巨大费用，亦常非个人财力所及。‘所以这种事业，不能期望个人或少数人出来创办或维持。”

斯密在这里所讲的公共事业和公共设施，其内容是相当广泛的。除上述公路、桥梁、运河、港湾外，还包括银行、印钞企业、保险公司、邮局、贸易公司、自来水公司、学校等等。总之，凡是为社会所需要，企业规模较大，必需巨额投资，私人经营难以赚利或利小，私人不愿干或无力干的事业，政府都应当干，都可以干，都要尽力去干好。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政府经营国企，斯密特别提出了如下几点：(1)政府必须秩序井然、节约谨慎和善于理财;(2)政府绝不能把国企“当成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3)政府必须加强对国企的审计监督。在《国富论》一书中，斯密的这些主张虽然主要是直接针对国有银行的，但笔者认为它适用于一切国企。

约翰·穆勒全面发展了斯密关于政府经营公共事业的思想。他认为，工厂、农场、银行、保险、铁路、公路、运河、桥梁、港湾、邮政、学校、医院等，私人能办，国家也能办，私人经营与国家经营之间完全可以展开自由竞争。约翰·穆勒甚至还明确表示不同意那种认为“政府只适宜做人们做不了的事”，其他一切靠市场的观点。他认为，凡是“真正关系到全体利益的事情，只要私人不愿意做”，“凡是需要投入大量财力、需要采取联合行动”而私人无法做的事，政府都应去做。凡是“为了人类或子孙后代的一般利益”应做之事，或“为了那些需要他人帮助的社会成员的当前利益”应做之事，“而个人或私人团体做这种事情又不会得到报酬”，这些事就“宜于由政府做”。总之，“凡扬善避恶的事，都是政府应该做的，既可以直接去做，也可以间接去做。”“政府应做更多的事”，“必要的政府职能要比大多数人最初想象的多得多，不能像人们一般谈论这一问题那样，用很明确的分界线划定其范围。”

第二，斯密认为，政府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执行者，是市场主体合法经营的保护者，是非法经营的制裁者。例如，斯密在谈到储金银行，尤其是阿姆斯特丹的储金银行时指出，为了保证完全按照国家的标准，以良好的真正的货币进行兑付，并保证持受领证书人随时可来提取金银货币或金银条块，国家必须通过法规并采取严格的监督措施来维护国家的信用。如阿姆斯特丹银行就采取储金账簿上每记下一盾，即在金库内，保藏等于一盾价值的货币或金银条块。只要受领证书尚未失效，随时可来提取。阿姆斯特丹市政府是这一信条的保证人。银行归四个现任市长监督，这四个市长每年改选一次，新任的四个市长，比照账簿，审查银行金库，宣誓就职。斯密对阿姆斯特丹银行的这些做法是很赞赏的。他说：“在这真诚的宗教国家，宣誓制度迄今未废。有了此种更迭，对于一切不正当行为，似乎有了充足的保障。党争在阿姆斯特丹政治上引起过许多次革命，但在这一切革命中，占优势的党派，都没在银行管理那一点上攻击他们前任的不忠诚。”

斯密在谈到纸币代替金银币流通时，他虽然指出这是货币史上一大进步，说“以纸币代金银，比喻得过火一点，简直有些像驾空为轨，使昔日的大多数通衢大道，化为良好的牧场和稻田，从而，大大增加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但是危险和灾难又可能会接踵而来。他说：“我们又必须承认，有了这种设施，国内工商业，固然略有增进，但用比喻来说，和足踏金银铺成的实地相比，这样由纸币的飞翼飘然吊在半空，是危险得多的。管理纸币，若不甚熟练，不用说了，即使熟练慎重，恐仍会发生无法制止的灾祸。”因此，他认为政府对纸币发行流通必须加强管理，银行的兑现制度、银行印钞量、票面额大小等都必须通过法规予以干预。银行的经营必须格外慎重，“所发纸币，亦必对现金额数，保持适当的比例。”银行发行钞票，必须“有限制而且可随时兑现”，这样就“不致妨碍社会的安全”。斯密强调指出，“也许有人说，银行钞票无论数额大小，只要私人愿受，就应在许可之列。政府禁止其领受，取缔其发行，实在是侵犯天然的自由，不是法律应有的。因为法律不应妨害天然的自由，而应予以扶持。从某观点说，这限制诚然是侵犯天然的自由。但会危害全社会安全的少数人的天然自由，却要受而且应受一切政府的法律制裁”。斯密这里虽然直接讲的是有关货币金融方面的问题，但这里讲的道理，无疑适用于市场经济的一切领域。斯密是一个与英国社会现实紧密联系而严谨的经济学家，他绝不会鼓吹无政府主义，鼓吹对货币金融以外其他领域犯罪分子的自由放任主义，更不会像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那样，鼓吹对贩毒犯、违反食品安全犯、雇用童工犯、庸医诈骗犯等犯罪分子实行交由市场办法解决的自由放任主义。

第三，斯密认为，政府可以矫正市场失误，弥补市场不足，政府是实现社会经济均衡发展的一个调节者，是市场调节的一个重要帮手。如果说，在微观领域，斯密比较强调让市场主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由经营，让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的话，那么，在宏观领域，为实现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斯密则较多地强调政府的角色，重视政府遵循自然经济规律自觉发挥应有的作用。

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一个主要任务就在于采取各种手段，促进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为了实现社会经济自然均衡发展，政府就必须采取得力措施矫正由于各种原因(包括市场失误)所造成的经济失衡。例如，他在谈到英国的殖民地贸易时指出，英国对“殖民地贸易的独占，迫使过大部分的英国资本，违反自然趋势，流入这种贸易，这似乎就完全破坏了英国一切产业部门间的自然均衡。英国产业，不和多数小的市场相适应，而却主要和一个大市场相适应。英国的贸易，不在多数小的商业系统进行，而却主要被引到一个大的商业系统上去。这样，它的整个工商业系统，亦变得比较不安全了，其政治组织的全部状态，也变得比较不健康了。英国在现今状态下，有些像一个不健全的机体，其中，有些重要生理器官长得过大，以致容易发生许多危险的疾病，那在各部分发展比较均衡的生理器官是不常有的。人为地造成的一个大血管过分的膨胀，并迫使过大部分的产业与商业流入这个血管，这样这大血管要是略有停滞，就会使全部政治组织陷于最危险的紊乱中”。总之，殖民地贸易独占，“它使那么大的部分的英国产业与商业，仅仅适合于一个特殊市场，这样就使英国产业与商业的全部状态，比其生产物能适合较多市场的场合更不确定，更不安全。”正因为英国的殖民地贸易独占，破坏了英国社会经济的自然均衡发展，使英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更不安全，所以，斯密认为，英国政府应“自动放弃它对殖民地的一切统治权”，“适度地、逐渐地放宽那给英国以殖民地贸易独占权的法律，一直到有很大程度的自由为止。立即开放殖民地贸易，使一切国家都可以进来经营。”

在这里，斯密虽然是在揭露重商主义国家干预政策的恶果，宣传自然趋势论和自由经营论，他直接谈的也是通过发挥国家作用纠正由于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而造成的经济失衡问题;但实际上却暗含着由政府自觉调节矫正市场失误、弥补市场不足的经济思想。因为英国的殖民地贸易独占，也是市场问题。由于殖民地资源丰富，原材料、劳动力和土地的价格都很便宜，市场广阔，从而利润率很高，所以追求高利润率的企业家在看不见手的支配下，必然会乐意到殖民地去投资经营。加之，殖民地独占会给他们带来许多特权，所以，他们更乐意到殖民地去投资经营。斯密主张让“政治家和立法者运用智慧”，通过发挥政府作用和采用法律手段，去解决由于殖民地独占所造成的经济失衡问题。这实际上就是自觉与不自觉地主张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自觉调节来矫正市场失误，弥补市场不足，用正确的政府干预纠正错误的政府干预。应当指出的是，斯密的这一没有明确概念的暗含思想，尽管从形式上看，使他陷入逻辑矛盾之中(既反对国家干预，又主张国家干预)，但却反映了市场世界的客观实际，他的这一经济思想应当说是闪闪发光的，是对后人很有启油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