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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典论·论文》是魏晋时期文艺理论的发轫之作，也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文章学专论的开山鼻祖。曹丕“文气说”是文学创作“才性论”批评的核心命题。自曹丕首揭“文气说”伊始，中国文学界无论是评诗论文或是探讨创作和鉴赏的一般规律皆是从“文气”，着眼。而由“文气”衍生的概念，诸如气味、气韵、气质、气象、气势、气骨等几乎涵盖了整个古代文艺理论体系。可以说，古代文论纷繁复杂的理论范畴实质上就是由“文气”说承传展拓，从而形成了独居匠心的文艺学批评的价值风范和审美情韵。

一、曹丕“文气说”的文化渊源

华夏先秦时期诸家就曾以“气”来诠释宇宙万物的生成规律。《老子》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即言“一”指天地未分化前的混沌状态，此混沌状态生成阴阳二气，二气感应和合，生成冲气而成三气，三气生成万物，所以万物都是负阴而抱阳。此乃老子“一元、二气、三物”的宇宙生成论的生命模式。庄子云：“杂乎芒笏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管子云：“凡物之精，化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名‘气’。” 《荀子》日：“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矽。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皆言“气”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庄子·知北游》曰：“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管子·心术下》日：“气者，身之充也”。王充评日：“人禀元气于天，各受寿天之命，以立长短之形。俱禀元气，或独为人，或为禽兽。并为人，或贵或贱，或贫或富，富或累金，贫或乞食，贵至封侯，贱至奴仆，非天禀施有左右也，人物受性有厚薄也。” 此皆坦言人的生死寿夭、祸福凶吉和富贵贫贱均是由气之聚散而界定。同时，王充不仅以“气”来解释人的生命精神和社会现象，还模糊的借“气”来阐明人的才性差异并强调人的才性的先天性。同时也可以看出王充的“元气”理论多少具有机械和宿命的审美色彩。

李岚在《中国审美主体理论的发轫与道家哲学：曹丕“文气说”探源之一》中明确指出：曹丕的“文气说”是中国审美主体理论的发轫，但是对“文气说”的理论渊源过去多从先秦两汉特别是王充一派的气论溯源，未从道家哲学中寻溯，这是不够全面的。并进而主张道家哲学是中国哲学重视主体问题之发端，它对中国审美主体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均产生过深刻影响。由此，曹丕“气”论的思想旨归亦崇尚将气与人的个体性因素相关联，反映出曹丕精神世界中另一格局的生命色彩，即受道家文化耳濡目染的敏感细腻而柔弱温馨的文人情怀。其审美情趣除却道家思想的自然无为之外，更明显的张扬着道教文化的哲学思辨印记。可以说，曹丕称帝即以“取汉立魏”起家，故而深知以宗教名义突显的虚妄妖异之说的鼓动力量，因此曹操与曹丕皆对道教采取坚决的压制与怀柔并举的谋略。为此，曹丕在施行现实的王道之术时难免就会以清醒冷峻的态度限制、压抑道教，而在感悟生命、体察万物、抒发情怀时却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吸纳融会道家文化的思想情愫，从而养成了精神世界中反差颇大的双重生命色彩。可以说，道家文化亲和自然、关注生命、追求神仙的思想皆成为曹氏父子论文、写诗、言赋的基本立场，而曹丕深刻观照后世的“文气说”、“文章不朽说”即是以此思想为审美底蕴的文学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