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进程来看，黄遵宪是较早意识到语言变革迫切性的人物，但是汉字恰恰是与汉语相脱节且相当繁难，“汉字多有一字而兼数音者，则审音也难。有一音而具数字者，则择字也难。有一字而具数十撇画者，则识字也又难”。黄遵宪的论述可以说涉及到了三个层面的问题：首先是言文关系，这已经涉及到了语言体系中语言与文字之间的关系问题，因而比“言意之辨”更前进了一步;其次，更为重要的是，黄遵宪是从汉语与日语、西方语言的比较中探讨汉语，具有了世界眼光，这是“言意之辨”所不可能达到的;再次，黄遵宪的分析不是专门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而是以救亡图存、自强自立为立足点，因而他是从启蒙的根本立场出发提出汉语变革问题，进而开启了文学革新之路，这也是晚清与“五四”知识分子的共同立场。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言文之争”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语言观真正具备了现代特质。

黄遵宪的论述，揭示出“言”与“文”的矛盾，开启了后来的“言文一致”主张。在晚清及“五四”时代，“言文一致”发展出两条思路：书面语与口语的合一、汉字与汉语的合一。落实到具体方案，前者是以白话代文言，后者是汉字拼音化。晚清时代，梁启超、裘廷梁号召白话文运动，多种注音方案的出台，都是为了回应这样的时代要求。

梁启超最初是以其变法主张而备受关注，他注意到语言文字问题也是源于变法需要，最早的相关论述见于1896年所作之《变法通议》。他把当时的语言文字与古代作了比较，发现“古人文字与语言合，今人文字与语言离，其利病既缕言之矣。今人出话，皆用今语。而下笔必效古言，故妇孺农氓，靡不以读书为难事”。从启蒙的需要出发，就必然要求废文言兴白话。

这一命题的基本内蕴也延续到了“五四”时代。文章应该传达出个体的独立意识并以此达到启蒙的目的，是“五四”知识分子在探讨言文关系时的基本出发点，体现出更为彻底的现代意识。胡适提倡白话文运动，正是要以白话文传递现代思想：“要先造成一些有价值的国语文学，养成一种信仰新文学的国民心理，然后可望改革的普及。”钱玄同支持胡适，但态度更加激进，明确主张废除汉字：“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

可见，发生在中国古代的“言意之辨”更多地是着眼于言意矛盾，从达意的需要看待语言;“言文之争”发生于晚清及“五四”时代，已深入到语言体系内部，却是从启蒙的根本需要出发，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因而已经具备现代质素。

编辑老师为大家整理了试论中国文学批评语言意识的嬗变，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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