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打破机制的桎梏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作为世界最老传媒之一的广播，又要开始学走路了。

经济的转型，促使广播必须走向市场，必须加快改革。而此时，广播面临的世界已经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广播的声音是传媒发出的惟一声响。可今天，这个世界已成为信息的海洋：电视这一“神童”几乎刚一诞生就在开始迅跑，而今已是独冠天下;曾几何时，报纸也在神州大地发展得铺天盖地，几乎挤进了经济生活的每一个领域;网络的建设就更加神奇，短短数年间就大有逐鹿江湖，问鼎天下之势……而广播由于没有文字，没有图像，它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声音的稍纵即逝更使它可能的广告客户望而却步。就是说，广播刚一进入市场，面对的就是既比它年青，又比它强大的对手

然而，广播的难主要还不在这里。广播的桎梏主要在于自身。

“进入新的世纪，我们的广播事业还将存在种种困难，面临许多挑战。我们的困难既有广播本身的弱势带来的，也有因为我国的广播分散经营没有形成合力导致的，但是更主要的是由于我们的运行机制陈旧造成的”。

广播是分散经营还是集中经营，广播的经营是否要走集约化之路?这个问题难了我们广播人十多年。

“集中”论者说：集中经营，有利于发挥整体优势，杜绝内耗，形成合力。

“分散”论者说：大家都来做蛋糕，难道不比你一家做好吗?大家都来挑担，难道不比你一个人挑强吗?

“集中”论者说：集中经营、统一管理，有利于建立良好的经营秩序，有利于维护电台的良好形象，有利于逐步实现队伍的专业化和管理的科学化。

“分散”论者说：一家经营，万一有个闪失，谁来负这个责!

“集中”论者说：大家做蛋糕，大家也在吃蛋糕。结果是穷了电台，富了部门。

“分散”论者说：千条江河归大海，没有小家哪有大家?部门富了，电台不也富了吗?

“集中”论者说：经营创收中的内部竞争，是人才的浪费，时间的浪费，金钱的浪费——亦即资源的浪费。

“分散”论者说：外部要竞争，内部也要竞争。没有竞争，哪有发展!还要搞大锅饭吗?没门!权力还是分散一点好，否则……

……于是，分散、集中;集中、分散;分散 集中，集中 分散——电台的经营创收，就这样分分合合，曲线行进。

因此，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一个台可以有几套广告价格，一个客户，可以有一堆广播人背靠背献计献策。于是，任务到部，任务到每一个编辑、记者。宣传可以务虚，创收务必落实。屁股永远管脑袋，每个节目都要抢黄金时间，每个频率都“自觉”将“皮”、“毛”倒置。?

于是：资源共存、资源共享，时间嘛，你可以卖我也可以“吃”。你广告部虽然有“照”也不可以管我：你是运动员，我也是运动员，运动员哪有做裁判的资格!?

于是，一个台经营了多年还是在原地打圈，一个频率风雨数载还是“两袖清风”、一身债务，颇具“特色”!?

“广播的运行机制陈旧”——以上可见一斑。

江西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杨玲玲在一次会上说：“广播作为产业，要想搞好，除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恰当的定位之外，还有关键的三点：资本、人才和机制。在这三个要素中，我认为最关键的还是机制……经营运行机制主要取决于管理体制和制度安排，有什么样的体制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经营运行机制;有什么样的经营运行机制就必然会有什么样的经营效果，即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是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认为，率先的制度创新，就像率先采用先进机器设备一样，会得到远远超过平均利润的社会回报。我们广播人过去在如何办好广播上也动了不少脑筋，但我们大多是在体制内做文章，自然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超出这个体制和机制，会是什么样子，没有人敢想，也没有人敢做，结果搞来搞去，没有根本性突破”。?

“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先秦《卜居》)——陈旧的观念、陈旧的机制，就是阻碍事业发展、阻碍人才脱颖而出、阻碍广播实现集约化经营的“瓦釜”，应该是打破它的时候了!

四、与时俱进，实现广播的集约化经营

古人云：“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屈原《九章·抽思》)。?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自身的)美德无法向他人索取，(远播的)美名不可能是虚假造作。?

去年10月，我们在与上海文广新闻集团广告中心主任沈明昌座谈时，谈到广告创收，他开宗名义第一句话就是：“创收是要靠数字说话的，而创收的数字是不允许也不可能弄虚作假的”。?

这几年来，全国省级电台广播经营创收有许多成功的例子。仅以2001年为例。?

2001年，全国省级电台创收超过4000万的有12家，超过5000万的有7家，其中北京、上海、广东电台的创收都已过亿，北京电台创收已达1.85亿元。?

在这些数字的后面，不知包含了多少广播人的辛酸、摸索与智慧。这些台的广告经营，大多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年创收几万，几十万开始起步的，他们的经营方式，都经历了分分合合，合合分分，由粗放到集约的艰难历程，他们的“美名”是在十多年间，靠这些数字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

诚然，我们江西台的广播创收，这十几年来也经历了一段艰辛的历程。?

这里，我不想赘述我们台及其他兄弟台十几年来在广播经营方面的种种探索与辛酸，我只想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一个好的经济运行方式也是生产力。在广播经营活动中无数成功的例子都已证明：广播经营要有长足的发展，必须走集约化之路。虽然在这许许多多成功的例子中都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甚至还可能有个别乍看似为失败的例子，但它只能说明我们的集约化管理还不够健全，不够严密，只能说明我们还需要根据自身的特点和广播事业发展的要求，适时地通过改革与创新，来完善我们的管理，以求获得更大的成功与发展。?

要实现广播的集约化经营，我们首先必须重组我们的资源、实现规模化经营。广播面对目前调整发展，激烈竞争的各类媒体环境，已经不允许它再有更多的内耗了。上海文广集团副总裁朱咏雷在介绍上海广电从1987年改革以来走过的路时，特别强调是竞争机制的形成促进了上海广电事业的发展，但竞争必须是有序的竞争，必须集中全力对外。过去常有人将系统内部无谓的内耗美名曰“内部竞争”，其实质却是对资源、市场和节目的内部掠夺。这样的“内部竞争”决不允许它再存在下去了。?

要实现广播的集约化经营，我们还必须更新我们的人才机制，让有志于和有能力从事广播经营的人才脱颖而出。这样的话，我们说了几十年，这些年来，我们各级部门似乎也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但事实上，对许多领导者来说，当你看到一个毫不起眼的人被破格提拔，当你看到你的下属一转眼就与你平起平坐，甚至成为你的领导，当你看到一个在此岗位默默无闻，在彼岗位却突然大显身手并获得较多荣誉的同事像新星显现，当你看到一个比你晚参加工作的人却比你先富了起来，当你看到一个人在疾行中突然摔了一跤，当你有权决定是否选拔一个虽然有能力，却曾与你有过龃龉或虽然能力平平，却对你言听计从的人时，当你面对一件新生事物，需要为后果承担责任时，当你……时，是否都会不愤怒，不嫉妒，不幸灾乐祸，不推诿，是否都会坚持原则，是否敢于承担责任，表现出坦荡的胸怀呢?

要更新我们的人才机制，首先要消除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受旧体制和旧的传统意识的影响而淤积于我们心中的块垒，要破我们的“心中之敌”。

要实现广播的集约化经营，要各方面人才的荟集，而人才并非等于全才，这就要求我们的领导者具有“识人”的能力，特别要具有开发人的潜质的能力。我们的旧的体制和用人机制对人的能力的束缚是非常严重的。屡见不鲜的是：一个人在某单位工作了几十年业绩平平，可下岗之后却做出了辉煌的成绩。十多年前一位外国学者在中国访问，不少人自豪地对他说，“我在某企业工作了一辈子”，“一百多年了，我们一家几代人都生活在这座城市里”。对此，这位学者百思不得其解。他难以相信，一个终身不“动”的人，怎么可以发现自己?怎么可以有所进取?一个企业集中了一批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发展?如此体制，怎么可能呈现活力?

当然，要充分实现人才的流动，还要假以时日，但要让人才在本单位流动，应该不是很难的事情。从人的物质属性来讲，每个人都是有能力的，只不过各人在各个方面的能力有所不同而已。让一个人一生去从事他并不适应也不喜爱的工作，这是对人性的阉割，是对人的能力的扼杀，也是旧的用人机制制造的悲剧。

要实现广播的集约化经营，还要求我们勇于学习、善于学习。我一直以为，要学习别人的东西，其实是需要勇气的。“夜郎自大”、“坐井观天”的笑话其实至今还在我们思想的深处演绎。不就有人对“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我们都要积极继承和发扬”(江泽民“七·一”讲话)这样的话都感到困惑吗?千百年来，我们习惯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习惯了我们是“泱泱大国”，习惯了与别人纵向比较，习惯了陶醉于昔日的辉煌。可今天，“入世”的钟声已经敲响，经济全球化的脚步正向我们咚咚踏来，不管你愿不愿意，你这驾列车，如不与国际“接轨”，是永远也到不了目的地的。

善于学习，首先就要敢于解剖自身，敢于摒弃一切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摒弃“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打破“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就要“勇于和善于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要善于学习，就要“坚持科学态度，大胆进行探索，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时代发展的要求”(江泽民“七·一”讲话)。就要不耻下问，要尊重别人，要诚实谦虚，虚怀若谷，不可自以为是，浅尝辄止。

广播事业要发展，关键是要实现广播的集约化经营;要实现广播的集约化经营，关键是要创新我们的机制。惟如此，我们才能真正迎来广播事业的繁荣，才能真正做到“与时俱进”。

古人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诗经·大雅·荡》)。的确，万事开头是容易的。要坚持到底，那就很少有人能做到了。

要创新我们的机制，真正实现广播的产业化，我们还要走很长的路。

注释：

①张金海著：《迈向新世纪的中国广告业媒介的产业化与广告经营》，工商出版社，2000年，第157页。

②傅红春著：《经济集约化增长论》，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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