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建国后30年在深入联系群众的制度化、着眼于提升群众的综合素质、坚持发挥先进群众的作用等方面都有改进的余地，但必须明确，正是因为毛泽东建国后坚持党同群众紧密联系的原则毫不动摇，毫不松懈地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使得改革开放前的干部队伍保持了为人称道的清正廉洁，并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认同，巩固了党执政的基础，为改革的顺利启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毛泽东对党内出现特权阶层，一直保有很高的警惕。早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就不无远见地指出，“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生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首先，毛泽东对特权阶层的反对包含对极端平等的诉求，这是其一直以来的革命理想。毛泽东认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群众的公仆，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因此，他非常反对工资等级制，并曾经主张恢复供给制，“多少年我们都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8]毛泽东不仅反对中共干部享有特权，也反对干部子弟家属享有特殊待遇。1952年，当接到北京市委报告说干部子弟学校中因家长职务而分三六九等时，他写信给周恩来要求“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可以看出，毛泽东反对特权阶层，其根本依归是要达到人人平等的理想状态。

其次，对于一些中共干部在执政条件下可能腐化堕落为特权阶层从而导致社会变质的可能，毛泽东始终抱有很高的警惕性。因此当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的时候，他认为苏联出现了特权阶层，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对苏联局势的判断显然影响到了国内的政局，为了彻底消灭特权阶层，根除修正主义的阶级基础，毛泽东又发动了“文革”，其后始终把反对特权、追求平等作为革命的理想和追求，并把特权阶层的出现和社会变质联系了起来，因此采取了极端措施抑制党内特权阶层的出现。当“文革”结束、改革即将启动的时候，中国党政机关的人数仅为431万人，而且生活待遇同普通老百姓没有太大的区别。诚然，毛泽东所采取的手段使发展失去了动力，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发展，但从结果上来看，抑制特权阶层的努力为之后改革的启动创造了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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