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世界是一个迅速缩小的世界。在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下，地球上各地的距离变得越来越短，人们的交流变得越来越方便，地球村时代随之到来。 详细内容请看下文试论晚清留洋士绅眼中的西方新闻传播。

不仅仅是今日，在历史长河中我们看到张骞使西域、马可·波罗游中国、哥伦布环球航行等等，这些名字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历史也是它打开眼界和走向世界的历史。

中国曾经一度闭关锁国，对外面的世界不闻不问，鸦片战争再一次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睛。林则徐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编写《海国图志》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虽然他们二人都未出过国门，但是毕竟也开了向西方学习的先河。林、魏之后，中国才开始有读书人走出国门，到欧美日本去学习、访问和工作。容闳、王韬、黄遵宪和严复等人，算是最早的。①之后政府派出了外交使节，如志刚、郭嵩焘、黎庶昌、曾纪泽、薛福成等;考察外国政治、法律专使，如戴鸿慈、载泽等;这些人既然去了西方就不能不接触近代的科学文化和政治思想，也就不可能不在中国发生影响。②这些人都在游历、考察、外交活动后，留下各种着作，这在当时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钟叔河先生将晚清这些出洋士绅所记载的见闻汇编成《走向世界丛书》，现在看来，也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本文以《走向世界丛书》为线索，分析晚清出洋士绅对于西方的新闻传播事业有何看法，这些看法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在这些士绅出洋之前，他们就已经接触了报纸，这里包括中国传统的宫门抄、邸报、京报等，还包括洋人在中国办的报纸，因此他们对报纸还是有一定认识的。但是毫无疑问，这种认识是对封建制度下的新闻事业的认识。尽管洋人在华办报开启了中国报业的近代化，但是“作为社会变迁的产物，近代报刊在移植中国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感受着中国传统文化对它的影响和制约。传教的功利目的，驱使早期传教士把近代报刊引进中国，但出于传教的便利，传教士却没有直接移植代表时代先进水平的报纸形式，应当说，这在某种程度上迟滞了国人对近代报刊的认识。”③因而当士绅们离开中国，到西方接触到真正的近、现代化报纸后，对西方的新闻事业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世纪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期，其新闻事业非常发达。薛福成于1890年到1894年出使英法意比四国，他记载：“泰西各国日报，德国有五百六十种，英国一百六十九种，法国一百二十八种，意大利一百五种，比荷二国共四十九种，其余各国公二百五十种，美国日报九百六十二种，南美洲共一百十五种。”④其中最为发达的当属当时的头号工业强国——英国。仅在伦敦就有新闻纸局大小三十余处，以伦敦带画新闻，太木斯(《泰晤士报》)、尤宁司丹达(《旗帜报》)、京报最着。⑤台湾新闻史专家朱传誉先生曾言，有三个制约新闻传播活动的因素：“交通的发达”、“传播工具的发明和改进”及“思想言论的自由”。⑥相对于前面两个器物层面上的因素来说，“新闻言论自由”这一制度上的因素对于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影响更为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