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唐”说是我国古典诗学理论批评中一个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的经典论说。这一论说由杨时、朱熹、严羽等人开创,中经方回、杨士弘等人的充实, 以下就是浅论明清诗学批评对严四唐之分的消解。

最终完善于高棅、徐师曾等人的手中。在这一论说基本批评内涵建构与成型之后。明清两代不少诗论家针对其理论疏漏与缺欠尤其是结合明代前后“七子”等人所提出的“诗必盛唐”之论,从不同角度对之予以了有力的补充、纠偏或拨正,从不同视点上充实与深化了对唐诗历史分期的认识,对我们更辩证深入地理解唐诗演变发展的历史流程及其分期断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就此作些考察。

明清诗论家对严“四唐”之分消解的第一个维面是从反对以时代论诗角度展开论说。这一维面内容主要体现在董应举、叶羲昂、黄周星、姜宸英、柯维桢、胡以梅、毛张健、冒春荣、罗汝怀等人的言论中。他们主要针对“四唐”说分期断限与唐诗历史发展流程的内在连续性存在抵牾加以阐说。

明代中后期,董应举《唐诗风雅序》云:“唐诗之尤者,多有《三百篇》遗意,何论中晚,亦何必苦分中晚也?吾夫子选诗,在可兴、可观、可群、可怨,可翼彝教、达政学,而不拘于正变,世乃以时代论诗。”董应举针对黄克缵编选《全唐风雅》集标示初、盛、中、晚之分期持以诘问。他反对单纯以时代界划唐诗,认为没必要硬性地将唐诗流程断分为初、盛、中、晚四期,提出观照诗歌创作高下的关键在于其思想内涵与艺术表现,在兴观群怨的艺术生发与功能实现上,在是否有益于现实治政与教化之道上,切不可拘泥于诗歌正变之论,盲目地以时代兴衰界分唐诗高下。这一论说开从反对以时代论诗角度对严“四唐”之分消解的先河。

明末清初,叶羲昂《唐诗直解》云:“文章关于世运.而有盛必有衰,乃风气使然,非人力所能勉强也。如梁陈之绮丽已极,势必变为魏、陈之纯朴,一扫浮华。自有开元、天宝之盛,又不得不变为大历以后之卑弱。然李、杜集中不无累句俗句,钱、刘所作岂乏杰制宏篇?自高季迪倡为初、盛、中、晚之分,而学者执为定论,无乃谬乎?”叶羲昂明确论断高棅对唐诗初、盛、中、晚之分期过于拘泥。他认为,诗文创作与社会世运一样,是一个盛衰相禅相续的过程,也是一个对前代诗文风格不断消解与变化创新的过程,譬如由梁陈至中唐,由绮丽而纯朴,由劲健而卑弱,其中,雅与俗、鸿篇巨制与小巧篇章相互交替消长,单纯以初、盛、中、晚四期划断唐诗之高下显然是不合适的。黄周星《唐诤陕自序》云:“唐之一代,垂三百祀,不能有今日而无明日,不能有今年而无明年,则不能有一世而无二十世……夫初、盛、中、晚者,以言乎世代之先后可耳,岂可以此定诗人之高下哉?……故仆以为初、盛、中、晚之分,犹之乎春、夏、秋、冬之序也。四序之中,各有良辰美景,亦各有风雨炎凝,欢赏恒于斯,怨咨恒于斯,不得谓夏劣于春,冬劣于秋也。况冬后又复为春,安得谓明春遂劣于今冬耶?”黄周星认为,以初、盛、中、晚界分唐诗,只是以时代先后而论,而绝不能以此定诗人之高下。他比喻其如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各有良辰美景,亦各有风雨劣日,绝不能一语评断何季节为佳,何季节为劣,并且一年四季相推相续,无前即无后也。黄周星之论,以四季的自然更替例说唐诗流程演变发展的内在合理性,形象地表达出对“四唐”高下说的消解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