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使得新闻报道在传播方式、传播速度、传播范围等方面取得前所未有的突破，但同时失范的新闻传播行为也不时挑战着伦理极限。比如，泛娱乐节目得宠，色情、暴力文化盛行，有偿新闻与有偿不闻泛滥;虚假新闻与侵权案件不断;歧视现象突出和同情心缺失、恶意炒作等。此类新闻的泛滥犹如生长在社会肌体上的毒瘤，它们寄生于新闻传媒强大的传播能力，在没有真实全面地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反倒扭曲人们对现实的了解，引发错误舆论导向，激发群众性事件，使人们的义利观、道德观与主流价值观发生偏离，严重影响社会肌体的健康和谐，也完全违背了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想追求。导致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方面的因素，也有社会环境的客观影响，既有自我约束的问题，也有既定制度监管不力的体制缺陷。

当前我国新闻职业道德中存在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新闻从业人员对新闻业三种社会角色认识的偏颇和权重失衡所致。商业、经济因素是利诱新闻从业人员失范的最大诱因之一。二是新时期我国新闻职业道德存在的问题都与新闻专业主义规范缺失有关。三是政治、体制因素(名声、发稿时限等)对稿件真实程度构成巨大挑战。

综上所述，新闻自律应该在我国新闻专业化进程中发挥强大的自我修正功能：首先，作为一种职业追求的新闻业，新闻自律督促新闻从业人员不断提高专业采写技能和人文主义情怀。如对突发灾难性事件的报道，出色的记者应是排除万难，第一时间奔赴现场，尽可能详尽地报道事件，满足受众的知情权，发挥新闻的环境监测功能。例如2008年南方冰冻灾害的报道、“5·12”汶川大地震、2010西南旱情的报道，总体上是客观公正、及时公开，为政府决策提供宝贵的信息支持。这不仅展现出新时期我国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化新闻操作，也反映出新闻业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与不可或缺的社会职能。但我们也看到，新闻记者因报道带来的 “次生灾害”，如灾难报道恐怖化、随意化、娱乐化、商业化、媚俗化。在汶川抢救伤者的危急关头，记者为拍照或提问延误救援，有的甚至间接导致伤者死亡……美国新闻学者赫尔顿在其着作《信使的动机——新闻媒介的道德问题》也说道：“如果新闻业一旦丧失道德价值，它即刻就会变成一种对社会无用的东西，就会失去任何存在的理由。”上海复旦大学王中教授曾概括我国灾害报道的观念：“灾害不是新闻, 抗灾救灾才是新闻。”类似职业道德责难，如2005年记者蹲守拍厦门路人掉水坑风波、着名摄像师(因内疚自杀辞世)拍非洲小女孩遭秃鹰吞噬照片风波等。此时，从新闻的职业角度看，他们都尽职尽责，第一时间记录险情;但从人性的角度看，几近冷血的现场记录必然受到公众唾弃。正如美国全国新闻摄影师协会前会长威廉·桑德斯所说：“你(新闻从业者)首先是人类的一分子，其次才是新闻记者。”

其次，作为一种政治体制的新闻业，新闻自律维护民主社会的运行，督促政府与媒体的合作，并推动合作的专业化和规范化。由于中西方社会政治制度不同，媒体与政府的关系，法律赋予记者的权利多寡也不好简单类比，在此本文不做更多讨论。但随着近些年民主进程的不断推进，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日臻完善，周久耕事件、宝马案等一系列民众互动、媒体参与甚至主导的监督事件的圆满解决，既完成了媒体代言民众的监督使命，也彰显出媒体在守护社会良知和提高媒体公信力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

再者，作为一种商业企业的新闻业, 新闻自律促使其清楚地划分商业利益和新闻报道的界限，这也是受众应该有所了解的。当受众逐步认识到所谓媒体的“神秘”后，必将会理性地看待新闻作品，诸如有偿新闻和有偿不闻、“三俗”内容等不良报道的受众市场也将不断减缩。在保证新闻商品质量的同时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本无可厚非，可因为经济因素影响到新闻商品本身，从而贬低新闻价值，乃至制造假新闻，影响到的只是媒体公信力的下降，最终为此买单的还是媒体自身。

编辑老师为大家整理了浅谈三种社会角色，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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