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办报”的悲剧色彩及其理想的彻底破灭

“文人办报”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不相符。一是政治上，极权主义政治没有给“文人办报”足够的发展空间。极权主义与“文人办报”所崇尚的自由主义从根本上就是尖锐冲突的。在储安平经营《观察》期间，淋漓尽致地对蒋介石政权的独裁、****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呼喊民主自由。而当他为这个社会、这个政府提供一种合乎理性的道德权威、理想目标，以想使自己成为能够左右政府政策、成为国家举足轻重地位的人物，想行使他心目中的民主和法治的时候，却令人遗憾而无情地被“一党专政”的贴上历史的封条。二是经济上，“文人办报”总体上缺乏独立的经济基础。无论是新中国还是旧中国，“文人办报”总体上而言，不具备相应的经济环境和独立的经济基础，所以必须以依附为生存代价，而无法独立自存。旧中国时期，四大家族把持国家经济大局。作为一个没有背景的杂志社，由于市面纸价疯狂上涨，《观察》社被迫一次又一次地缩减版面，可见生存极其艰难。而新中国成立后，以公有制为国家的经济制度，《观察》作为资产阶级的刊物代表，自然也丧失了生存下去的经济基础，因而走向了终结。三是文化上，“文人办报”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就有“文人论政”的传统，他们臧否时事，议论国政，而“文人论政”具有一种理想主义情愫，“文人办报”自然带有理想化色彩。储安平的自由主义是一种理想主义，其美好愿望与远大理想，只能在劝说中付诸实施，这对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国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也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从严复、梁启超到胡适、储安平，尽管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盛极一时，但都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自由主义在中国社会始终以一种浮萍的姿态出现，很难在广大中国人心中扎下根。

编辑老师为大家整理了储安平的文人办报实践，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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