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的笑通常是形式因素引起的，但是，这些形式引起的笑并不都是喜剧的笑，只有笑声里蕴含着人类生命的喜悦和普遍的美感时，它才是喜剧的笑。如果把事物的可笑性和艺术的喜剧性混为一谈，仅仅是利用形式因素把人们从现实生活拽出来，让大家忘情地笑，无生命意义地笑，笑完了再扔回去，这无疑是在玩弄人的生命，让人永久置身于浑浑噩噩之中，使其无力自拔。当然，人的生命需要笑，但笑的欢快离开了与人的生命存在不可分离的现实、离开了生命特有的意义，便会变得一派虚无。也就说，文学的喜剧性不仅来自人与现实世界个别的偶然的碰撞，而且来自人的生命意识与现实性必然的碰撞，这种艺术力量不仅属于主体的感性世界，而且属于主体理性的、非理性的、无理性的世界，它应该具有感性世界之上更广泛、更深刻的生命存在意义的蕴涵，因此，人类的悲剧意识往往在喜剧形式中得以显现。20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喜剧文学中，悲剧意味与喜剧形态总是纠结在一起，把“上帝死了”以后人类的生存境遇表现得淋漓尽致。像卡夫卡的《城堡》、奥尼尔的《毛猿》、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萨特的《禁闭》、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尤奈斯库的《秃头歌女》、冯尼古特的《五号屠场》、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等，既让人们笑得出来，又让人们在笑声中感到悲哀、震惊、恐惧，而回味不已。

20世纪以来，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加速着人类生存环境的严重恶化，人们越来越强的个体生命意识与严密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对立更加尖锐，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使得人类面临的迷宫一样的生存陷阱也越来越多。在如此窘迫的生存境遇和生存压力下，人类越发处在悲喜交加的困惑中，更需要喜剧的劝慰和激励。但是，当代人的喜剧并不是无限拓展的寻找快乐和刺激的机体运动，它不能在独立担负起自身命运时突然坠入虚无，毁灭自己。也就是说，当代喜剧依然担负着自身的艺术使命，仍旧要呈现有限生存对于无限境界的追求，呈现人类以超然态度迎接现实的挑战精神。

三

关于喜剧的艺术地位问题，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就存在着文化观念的误会，并且造成了偏颇的贵族倾向和平民倾向。贵族倾向的诗人、理论家认为，喜剧是“比较轻浮的人摹仿低劣的人的行动”，他们贬低喜剧，力图把喜剧说成笑的艺术，把喜剧看作贵族阶层取笑逗乐的艺术，把下层民众当作“丑”的角色。

他们说:“喜剧处理的是人们的快乐与欢笑，它写出身卑微的人。”[5]“喜剧中的人物则是出身低微的平民和没有官职的公民。”[6]“喜剧应该滑稽地表现较下层人物的愚蠢来引我们发笑。”[7]在中国，如此的倾向也同样存在，从汉代的侏儒戏到后来的角抵戏、参军戏，都是专供上层社会、统治者开心尽兴的戏剧，大多中国古典戏曲中，丑角的人物身份总是下层社会成员;平民倾向的诗人、理论家同样认为喜剧的目的是笑，是满足人们寻求快乐的愿望。他们把喜剧局限于“无害而荒唐的领域”[8]，把喜剧同美对立起来。其实，无论贵族倾向还是平民倾向，表明的都是一种社会缺乏平等的陈旧艺术观念。这种观念不仅将万事万物、社会成员划分出高低贵贱的等级，而且，还把精神产品也用等级来划分。在这种等级观念的影响下，那些贪图私利、寻求快乐和刺激的人常常为迎合观众与读者的感性要求，用低级的刺激———感官性的狂欢、尖酸刻薄的争吵、无意义的滑稽怪异的动作、丑陋的表情来制造笑，从而混淆了艺术与娱乐的界限，把喜剧的艺术使命引向虚无。

喜剧是人类文明民主的精神创造。由于历史原因，原始的喜剧是粗俗的，但是，粗俗的背后却是社会的民主与文明。在古希腊富于喜剧色彩的神话里，宙斯的一系列喜剧故事就充分体现了氏族社会浓郁的民主气氛。在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之后整理编撰的神话故事中，喜剧的色彩则极为淡漠。古希腊民主政治鼎盛的伯里克利时代，喜剧逐渐兴盛起来，阿里斯托芬的《阿卡奈人》中，农民与将军争论、打闹，阿卡奈人的“瓦片选举”，都体现了希腊社会的民主精神。中世纪的欧洲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喜剧，古希腊、罗马的喜剧便沦落为民间的闹剧、讽刺剧，列纳狐极具喜剧性的故事也不能登上舞台，这都说明喜剧的民主文明同封建专制、等级特权之间的难以调和。欧洲文艺复兴，民主意识高涨，喜剧艺术也得·61·到充分发展，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等人的喜剧之所以成就巨大，就是因为它体现了人类追求民主、自由、宽容的伟大精神。17世纪莫里哀的喜剧能够占领法兰西剧院，上演揭露教会虚伪的《伪君子》，就是因为路易十四的开明政治。还有果戈里的《钦差大臣》，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姻》，二战之后的荒诞派喜剧等喜剧文学的繁盛，都与当时社会民主气氛的形成，政治的巨大进步密不可分。由此可见，喜剧既不属于贵族，也不属于奴隶，而是属于全人类，是自由、民主的精神。

喜剧产生于人类的民主意识，表达了反抗专制、暴政、压迫，争取民主、自由的悲剧精神，它是一种二元对立观念的产物，所以更为正确的表述是:喜剧是人类生命意识中追求宽容、平等、自由和爱的精神，放弃这一点，就等于放弃了喜剧的灵魂。在专制、暴政、黑暗的时代，它具有反抗的意志;在民主、和平的时代，它具有宽容、博爱的批评精神;它总是体现人类的内省意识，趋向光明、自由和美。为此，许多人认为“戏剧应该是一面集中的镜子，它不仅不减弱原来的颜色和光彩，而且把它们集中起来，凝聚起来，把微光化为光明，把光明化为火光。”[2]191喜剧作家“应该是一个哲学家，应该深入自己的内心，看到人的本性。”[1]347这就是说，真正伟大的喜剧应该呈现人类的内在世界，呈现人类克服自身缺陷和丑陋的伟大精神，喜剧文学的美学品质让人类的笑成为健康的、欢乐的、自由而富有深爱的笑。否则，一个民族的“喜剧文学”里，充斥的都是愚昧、轻浮和恶意的笑，那就表明这个民族正走在堕落或毁灭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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