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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一直是社会发展的焦点问题之一。一段时期以来，围绕社会形态的整体演进与单个国家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展开了长期争论。这不仅关涉到如何理解不同国家发展道路的根本性问题，而且关涉到各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问题。在此方面，邓小平跨越式发展思想无疑会给我们更多的启示。

一邓小平跨越式发展思想提出的历史方位

邓小平跨越式发展思想提出的历史方位就是历史已经进入世界历史。

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人类历史已经开始进入世界历史，即进入普遍联系的历史。其标志有两个：一是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实现了机器化社会化;二是法国的政治革命取得胜利。英法日德俄相继走向了帝国主义发展阶段，使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世界范围内运行，世界历史已经全面进入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时代。资产阶级以其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从此开始人类存在和发展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亦即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由以土地处于支配地位，人直接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转化为以资本处于支配地位，人与自己所创造出来的世界的矛盾。人类通过既有创造性又有依赖性，来体现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这说明历史已经真正进入世界历史。

所谓世界历史，并不是各个民族历史的简单相加，而是民族之间相互作用的“合力”的系统值。质言之，世界历史是各个民族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总和。世界历史的形成使各个民族和国家都必须在联系中求生存和谋发展，任何“闭门造车”式的独立发展都已成为不可能。世界历史形成后，其社会的深层结构———即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变成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形态的民族性是指它在不同国家和民族中运行具有不同性质、结构和运行机制;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形态的世界性是指其运行要超出民族的、国家的狭窄地域，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中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整体运动(包括对世界先进生产力的引进和到外面去发展生产力)。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在世界历史形成以前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一般都是在民族的狭隘地域内“单独进行”的，每一种生产方式的形成在各个民族那里都必须从头开始(五种形态依次更替)。与此不同，在马克思看来，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单个国家的超常规发展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带有一定的规律性。这就为各国谋求独特的发展道路提供了可能性。

在世界历史的境域下，对民族历史的影响突出表现为交往行为的“合力”效应，进言之，人们在普遍交往中往往用自己的优势部分去换取对自己不足部分的弥补，从而避免重复劳动的耗费，这样就给自己带来新的发展可能性。诸如：我们的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行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就是对社会基本矛盾这一运动规律的具体体现。按照这一理论，我们不仅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跨越成为新中国，而且还将以工业经济不够发达的情况下，跨越到信息经济时代。这一理论给了我们一种新的发展力，那就是较为落后的民族，不必一切从头开始，而要以人类最新成果为起点去创造新的东西，要以“跨跃式”发展进入到世界历史的先进行列。但也应注意，跨越式发展是复杂的而且有条件的，我们要防止无限的激情淹没有限的理性。因为理性自身也具有矛盾性：“以有限来把握无限，以相对来把握绝对，以部分来把握整体，以暂时来把握永恒，以特殊来把握普遍。”[1]

由封建的人身依到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无疑是一大进步。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一句话，它(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然而，由于资本主义本身所具有的基本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体系必然会出现畸形、扭曲和不平衡发展。之所以具有这种特征，是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本质相关联的，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资本积累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分不开的。因为资本积累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内在地包含着的生产的国际化与社会生活的民族或国家组织形式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具有对抗性。进而言之，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生产的国际化过程是与资本强行打破民族和国家的界限，使世界上大多数相对落后的国家直接或间接地从属于少数发达国家的过程交织在一起的。这种不平衡的两极结构，直接构成了邓小平跨越式发展思想提出的历史方位。

二邓小平跨越式发展思想提出的理论依据

面对后发展的困境，邓小平思考：后发展的中国应如何尽快摆脱落后地位，尽快实现现代化呢?在当代西方发展社会学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发展理论，即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这三种理论，要么正确地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社会内部的传统性对社会发展的阻碍作用，但却错误地把“西方化”看作现代化的唯一途径;要么看到了国际格局中的不平衡性，但并未能揭示改变这一状况的现实道路;要么将世界看成是一个相互影响的体系，但又错误地试图否定落后国家改变原有体系结构的努力。究其根源，都在于它们都未能从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出发，来揭示社会发展道路的统一性与非统一性的辩证关系，从而也只能将整个历史尤其是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看作是一个严格按照科学的守则、毫无差错地永恒运转着的机器。这是发展模式上的独断论和一元论。

与此不同，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从生产力发展阶段的可跨越性上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一元性与多样性、一般性与个别性的辩证关系，揭示出跨越式发展是社会发展中普遍存在的具体形式。从社会形态的一般发展而言，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亦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是人类总体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但这总体上的规律性、顺序性，在具体的民族历史中却常常是以跨越式的、曲折前进的方式来体现，社会的发展是一元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即一元多线地进行的。在具体研究俄国社会未来发展前景时，马克思认为，当时的俄国正处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俄国的社会发展道路，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从世界历史看，西欧资本主义正经历着危机，资本主义已经显示出其内在矛盾的不可调和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从俄国国内看，它正处于一种既保持专制制度又有农村公社和土地国有的三位一体的状况，农村公社普遍存在，且包含着内在矛盾，一方面土地是公有的;另一方面农民有小块耕地且产品私有。这种二重结构使农村公社的发展前景具有两种可能：“或者是私有原则在公社中战胜集体原则，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3]有鉴于此，马克思在给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信中指出，俄国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从而“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落后国家要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必须站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高度，才是可能的和现实的。由此，马克思从价值观和历史观相统一的高度，为东方落后国家避免资本主义的一切苦难、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构思了一条现实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