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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际关系理论经历了第二次大争论。争论的一方是英美的传统派学者,他们主要通过历史、哲学、法律方法来研究国际关系,捍卫者有布尔、霍夫曼等人。另一方则大量借鉴行为主义革命的成果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把自己的观点建立在逻辑或数学证据上,强调通过严格的经验证实程序来寻求“科学”的研究方法,从而形成国际关系中的科学行为主义派别,代表人物有卡普兰、多伊奇、辛格等人。这次辩论主要不是基本观点的争论,而是方法论的争论。本质而言国际关系学科的一些最重要的问题在性质上就是关于方法论的。

一、双方争论的问题及实质

传统主义的基本观点和论据课归纳如下:第一,政治包含着某种方式的目的性,而其他自然科学是没有的;第二,科学知识适用于事实,但是洞察力、睿智、或直觉在含有人类目的的领域内却是需要的;第三,那些追求科学模型的人倾向于错误地把模型当做现实,因而脱离现实;第四,科学方法需要高度的精确性和可预测性,因而不能应对国际政治最重要的要素;最后,科学方法的实践者永远也不能确信他们将什么重要的东西丢在了模型之外。① 而有意思的是传统主义者所反对的即为科学行为主义者所支持的。

关于学术史上这场争论的性质,学者们看法各不相同。约翰·法斯科斯(John Vasquez)认为,传统意义同行为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不是关于理论和思想上的争论。克劳斯·诺尔(Klause Knorr)和詹姆斯·罗斯诺(James Rosenau)指出:“在很大程度上,这场关于传统和科学的冲突也许只是一场虚假的战争。”②史蒂夫·史密斯(Steve Smith)认为,同第一次争论相比,由于第一次争论,即理想主义同现实主义之争,是关于社会现实本质问题的争论,因而更具根本性。③ 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还有莫顿·卡普兰和赫德利·布尔。但也有一些学者持相反的看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阿伦多·立派特。④

二、方法论争鸣

方法论问题上升为主要问题,是与美国政治科学在20世纪50年代所发生的“科学行为主义革命”联系在一起的。行为主义者想要将国际关系学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他们主张,在聚集了绝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的美国特别有影响力。因此,传统主义者也就成了少数派。在冷战的大部分时期里,方法论与新现实主义一起成为了国际关系学的主流。这种对待方法论的新态度,后来被称为“实证主义”。这是一种信念,它认为国际关系学的学术是一种客观的探索活动,应该基于有效的科学研究技术来揭示世界政治中尚未显现却可被证实的事实和规律性。在当时,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在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中并没有引起什么争议。然而,在冷战结束之后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的论战中,方法论问题却又一次成为了中心议题。在国际关系学中,受到后实证主义者最猛烈抨击的就是肯尼斯·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这部分的是因为它在该学科中的显赫地位得到了承认;部分的则是因为它在方法论上的弱点已经为人们所察觉。后实证主义者发现,这些弱点与沃尔兹的理论所立足的实证主义有很密切的联系。就这样,后实证主义者找出了国际关系学方法论的全新且复杂的问题。

三、行为主义革命

在讨论任何国际关系学的方法论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既要从方法论本身也要从批评家评论的那些角度来考虑。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行为主义方法论。在政治科学中,行为主义的见解是什么呢?从根本上看,它是一种学术信条,即相信:国际关系学可以成为一门日趋成熟、精确与简约的、更具预见力和解释力的、能在积累中不断进步的科学。行为主义者相信,科学具有同一性: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不具有本质上的差别;同样的分析方法——包括量化方法——在两个领域都可以适用。他们还相信,在社会科学中跨学科的研究是可行的。正因为这样,政治行为主义者试图把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应用于政治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这导致他们形成了一种关于可以对政治生活进行科学研究的观念。他们提出:为了科学地进行研究,我们应怎样观察政治呢?答案就是:应关注人类行为,因为它包含着政治与政府。这种方法论的关键要素是:单独的个人是分析的基本单位;政治被认为仅仅是人类行为的一个方面;而且政治行为需要通过不同的分析层面来加以考察,包括社会层面、文化层面以及个人层面。政治行为研究关注的核心就是人们在社会结构中的角色,而主要的社会结构就是政治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