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经济全球化对当代国际关系的重大影响

经济全球化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和历史潮流，它对当代国际关系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

1、国际关系体系中国际经济关系的权数加重。在传统的国际关系中，国际政治和军事关系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冷战后，当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国家利益的内涵从政治军事逐渐偏重于经济时，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综合国力较量就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竞争的重心，而经济全球化则进一步激化了这种较量，加剧了经济竞争。

2、国家安全，特别是经济安全问题更显重要。众所周知，国际关系有三条基本规律，即实力原则、道义原则和法律原则。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实力原则。无数事实证明，缺少实力的道义只能是软弱的呻吟，而没有实力的法律仅是一纸空文。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安全，除了应取得道义上的合理性与法律上的合法性之外，最根本、最可靠的保障是实力。因此，目前世界各国，特别是作为一“极”的大国，都把提高经济实力作为国家战略重点。然而，经济全球化如一把“双刃剑”，就总体和长远而言，它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但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充满了竞争风险与经济危机。无疑，这些风险和危机将直接危及着国家安全，其破坏力往往是许多国家很难单独承受的。1997年的金融大危机就是典型的例证。因此，对全球化，各国都有一个利益与代价、机遇与挑战的权衡问题。每一个国家在国际经济中谋求利益时，又必须维护自身的经济安全。还有，经济全球化最大的风险在于它将许多原本属于内政的问题国际化，反过来国际的因素又对国内产生重大的影响。另外，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不仅在于经济方面，而且是与国际政治、文化、宗教和社会生活交织在一起，刺激着国际关系中各种各样的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讲，“9.11”事件、美伊战争都是全球化进程中各种矛盾的总爆发。由此可以认为，在全球化的国际关系中，国家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越是顺应全球化，就越要注重国家安全。

3、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国际关系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律化。由于经济全球化在加深各国经济关系的同时，又加剧了国际竞争。为了避免因经济竞争的恶化而造成两败俱伤，为了保障国际经济秩序，世界各国通过谈判、协商和合作，积极组建并发展了各种国际经济组织和国际联盟组织，制定了一系列的国际经济规章制度和国际法律规范。如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会(IMF)和世界银行。这些国际组织的形成和作用，使当代国际关系更具有国际组织形式和法律规则，进一步加强了国际双边和多边的协作，并形成了必要的国际机制。

4、使传统意义的国家主权发生了弱化和转变。单纯从理论上讲，政治强调权力集中和决策一元化;相反，市场经济则要求权力分散和决策多元化。经济全球化其经济实质是市场经济体制在全世界的扩展，是资本力量在世界范围的扩张。它不仅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还体现了生产关系为适应生产力发展而进行的调整和改革。这种调整和改革实际是对传统的大一统或专制式国家权力的挑战。

(1)市场经济要求经济主体自主经营，实质上就是将集中于国家一元的资源配置决策权改变为分散的、多元的企业自主经营权。从社会产权上就规定了国有资产与非国有资产并存;国有资本也明确产权界定，即国家只掌握最终所有权和相应的利益分配权，而资本的经营权、支配权、处理权、交易权和相应的利益分配权则都归企业所有。显然，资本的权力不再集中，而是分散。

(2)国际经济组织和区域集团化使国家必然要转让一部分权力。另外，跨国公司的国际经营则将导致国家对一部分资本控制权力的弱化。在跨国公司中，各种生产要素，特别是人员的国别归属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削弱。

(3)国家在谋取国际经济利益和维护经济安全时，必须遵守一系列的国际条约、协议和规则，不能随意使用单边主义的“实力强权”方式。

(4)跨国网络的普及应用，使各种信息，尤其是政治信息日益公开化，从而形成决策层次的交叉重叠，导致权威来源的模糊化和弱化。又由于在国际网络中，各种非国家主体(包括公司、国际组织、社会团体和私人等)的决策信息的影响力不断加大，使人们对传统国家政治权威的认同感减弱，起码出现注意力分散的倾向。

总之，经济全球化对各国干预经济的权力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从而使各国在处理国际经济关系时必须做出适当的调整。

5、国际关系呈现出综合化、非对称性和互动制衡的趋势。

(1)国际关系具有政治、经济和社会三大层面，全球化对国际关系最明显的影响在于使三个领域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即所谓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或国际政治关系经济化，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全球化。例如，1999年11月WTO在美国西雅图召开部长级会议，参加会议的都是各国政府的代表(政治)，讨论的内容则是国际贸易(经济)，在会议期间，有上千人游行，各国媒体都进行了报导评述(社会);另外，“9.11”事件、美伊战争就更是包括了全部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内容。这表明，当代国际关系的一切重大事件，都不再单纯限于某一领域，而显现出多元交织的综合性。

(2)在目前国际关系中，非对称现象相当突显:其一，行为主体的不对称。在正常情况下，国际社会的各种主体由于性质、功能和类别不同，在国际关系中都有着明确的定位和相对应的关系─—一般是国家对国家、企业对企业、个体对个体，并由此形成国际活动层面和体系，其中只有很少的交叉。但如今许多惊天动地的事实却破了这一常规。最典型的是“9.11”事件，一方是恐怖组织，另一方则是规范的国家。另外，以巴冲突、俄罗斯的车臣问题等都反映了这种不对称性;其二，范畴和认知的逻辑矛盾。由于前面所述的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相互交错，使国际关系的不同主体对同一事物存在着严重的认知矛盾。例如形而上与现实、价值规范与事实实证、历史与逻辑、战略应然与因果必然，总之，都反映了“主义”与利益的对立和较量。例如，人权与主权、自由贸易与保护民族产业、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效益与贫富差别、人口增长和资源短缺等，所有这些问题与矛盾的对应都不平衡、不对称，故协调或解决起来就相当困难;其三，各国安全战略的时空错位。这主要是指由于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和各国国情的不同，所具有的角色意识不同，所形成的安全和对外战略不同，所以，一旦发生矛盾或冲突，就很难形成力量制衡。比如，朝鲜核问题，美国大，朝鲜小，美国是从自身的全球安全战略来考虑，朝鲜则是要求现实安全，双方本身就不对称，而即要无核化，又要和平解决，甚是两难。另外，再加上力量、手段、形式等各方面不对称，使国际问题更加错综复杂。

(3)加大了各国之间的相关互动性。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各子体系(国家、国家集团、跨国企业、国际组织)间越来越开放，使许多内生因素变成国际因素;而且，在多极化条件下，各子体系的独立性、自主性和主动性有了空前的发挥，即被动变主动、应变量变为自变量、依附随从变平等对应，从而形成多极性多因性国际互动。这表明，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任何一国的重大事件或行动不再是孤立生成和内在作用，都立即会对全世界形成扩散或影响，并引起更多相关国家的连锁反应。“9.11”事件爆发于美国，震惊于世界，并且迫使美国对有关国家的关系进行了重大调整，随之，各有关国家也马上做出了回应。以后，一方面由此引发了阿富汗战争、美伊战争、朝鲜核问题等一系列重大的国际事端，另一方面则使各大国和国家集团之间的关系及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再有，这种互动性还表现为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这是一种无形的，但却无时不在、无所不有的“软力量”互动。在全球化下，各种民族文化、文明之间必然展开全面的碰撞、交流和相融，无论是文明冲突论，还是文化普世论，虽然观点不同，但都不否认各民族国家的文化和文明是相互影响的、互动的和不断发展的。

6、全球化赋予国际关系的国家主体以新的任务————实行范式转换。所谓“范式”的定义是指人们对事物的认识看法，对问题的立场角度和解决问题程式方法的思维方式和理论框架的总称。按照范式概念的提出者，美国著名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解释:理论不是在相同的思维框架内连续发展的，而是在不断改变思维框架的前提下才能向前发展。这种思维框架随着时代和客观形势变迁所发生的不断转变的状况，就是范式转换(或转变、演变)。这种转换实质上是一种思维认知客观发展的科学表现。库恩认为，事物是不断变化的，当原有的范式已不能正确说明现实时，就会产生危机，旧范式危机不断扩大，人们则无法以科学思维与行动，导致社会混乱无序。这时，就必须要有新的学说和理论产生，并作为新范式得以确认。

从某种意义上讲，库恩的范式思想，实质上是一种“角色意识”。国际关系的范式转换，最重要的在于冷战结束后，如何科学的清理冷战所留下的理论和思维方式。也就是说，冷战时，参与冷战的各国都扮演过不同的角色，具有相应的角色意识。现在冷战结束了，各角色或是退场，或是改变，不言而喻，各自的角色意识也就必须转换。关键在于这种角色意识转换是否正确和适当。正确适当的转换角色意识，创建新的范式，一方面是世界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的客观要求，同时反映了各国对外战略、政策和理论的应变水平及适应能力，反映了各原角色能否审时度势和与时俱进。特别重要的是，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几个重要角色，即几个大国的角色意识转换的好坏、优劣或成败，将直接影响着国际安全、全球发展和世界秩序。特别是在全球化条件下，如何构建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思维范式，就成了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的重要责任。

例如，影响中美安全关系的核心问题就是彼此的战略定位问题，即中美两国到底是“朋友还是对手”。显然，用冷战的旧范式是不可能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靠中美双方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和相互行动，积极稳妥地构建起新的范式，才能形成既有利于两国利益，又有利于世界和平的中美战略关系。

又如，在冷战时期，美国作为两极对垒的主要角色，当然是西方国家一方的首领，美国以其自居，别国也都认可。但是，冷战早已成为历史，而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却不肯进行角色转换，充当国际领袖的角色意识仍旧过强，自封为全世界的领导，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挟强权以独大，奉“单边”而孤行。在伊拉克问题上竟然与联合国作对，表现出冷战旧范式的霸权情结，其“后帝国主义”的意图日渐显露。这也是全球化中最危险的倾向。由此也深刻反证了，在现代国际关系中进行范式转换的重要性。

可以肯定，在当代国际关系中，还有许多重大问题，如联合国的作用和改革、全球化的贫富分化、国家主权与人权、效率与可持续发展、文明冲突与反恐怖主义等等……，都需要新的范式，即新的理论、新的思维、新的程式来认识新的客观实际，解决新的问题，开创一个新的世界。这是全球化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任务，也是全世界各国政府和民众，是我们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和现实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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