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古典经济学家总是把特殊形态和一般形态混淆起来,所以在这种经济学中对特殊形态的研究是乱七八糟的。

就剩余价值而言,古典经济学家在这方面同样做出了重要的理论探索,试图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解决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威廉?配第将租金视为剩余价值真正的形式或一般形式,亚当?斯密将利润和地租视为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大卫?李嘉图则从利润的角度认识和把握剩余价值。这些不同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共同特点是将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和它的某种特殊形式直接等同,这导致了他们理论上的重大缺陷。例如,大卫?李嘉图不能回答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同价值规律之间存在的矛盾,这成为他理论体系解体的原因之一。马克思通过对劳动力商品的分析,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从而科学地说明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问题,破解了李嘉图体系的矛盾。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马克思区分了剩余价值的具体形式和一般形式,避免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缺陷。马克思说:“我的书最好的地方是:……研究剩余价值时,撇开了它的特殊形态———利润、利息、地租等等。……古典经济学家总是把特殊形态和一般形态混淆起来,所以在这种经济学中对特殊形态的研究是乱七八糟的。”

②马克思在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些基本经济范畴的同时,赋予了这些范畴科学内涵,由此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核心命题的变革,使政治经济学发展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说根本性的超越。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根本性的超越,其首要原因是马克思找到了分析纷繁复杂经济现象的支点,即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商品。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在17世纪将人口、民族或者国家作为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后来他们从这些生动具体的实存中分析出一些抽象范畴,如分工、货币和价值,但没有将商品作为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马克思之所以把“商品”作为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研究的特点就是按照正确的逻辑思维方法通过概念、范畴的展开进行,而逻辑范畴的推演必须从最简单、最抽象、最基本的概念谈起,因为任何一个复杂事物中最简单的东西也就是最抽象的东西,它虽然抽象,但却是复杂事物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对马克思来说,“商品”概念就是他用理论的方式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起点。“商品”是一种怪诞的存在,用马克思的话说,它是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③的物:说它可感觉,是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一种突出表现:“庞大的商品的堆积”;说它超感觉,主要是由于它“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