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美国以上在经济领域企图将各种问题安全化的事实,我们接下来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美国的这种行为进行分析。

(一)相互依存论的角度

世界政治中的相互依存,指的是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之间的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情形,这些情形往往源自国际交往——跨越国际的货币、商品、人员和信息流动。

经过近年来的发展,工业国家之间出现了一种经济相互依存逐渐加深的趋势。这种不断深化的相互依存程度使得民族国家追求其自身的经济利益变得更加困难。换句话说,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使得民族国家追求自身的利益目标变得更加复杂。第一,相互依存扩大了各个国家收支平衡可用于调节的范围和程度,从而使国家政策的目标转向世界体系中的其他国家;第二,每个国家因为相互依存程度的不断加深,其自身实现国内经济目标的步伐被放慢;第三,在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那些不愿融入国际金融中的国家的对抗运动,让国际社会中各个国家的处境都变得糟糕。

于是,在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日益深入的今天,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一国的经济行为或经济政策对与其相关的国家的影响日趋增大。所以,在中美贸易中,基于中国逐渐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的趋势下,中美的相互依存使得双方在贸易交往中共同受益,但是在这中间却存在着收益如何分配的问题。相互依存论者主张,相互依存的双方只存在相对的收益和分配,即相对收益和相对受损。 所以,美方便处于想让自己的相对收益增大的角度上,试图将经济领域的问题安全化,与其国内安全问题挂钩,从而对“获益多”的中国进行各种威胁、压迫、制裁,力图使中国采取措施,以有利于美方获益。比如人民币问题,美国不仅自身国会通过各种法案来采取措施制裁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以迫使中国人民升值;并且在各种国际会议上,联合其他国家,共同给中国施压。显然,人民币在这种压力下,有过升值,但是却不可能一味的升值,因为人民币的升值会给中国国内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中国政府不得不考虑。

相互依存论者认为,随着依存程度的加深,世界政治中的问题便没有了等级之分。国际之间的议程是由多个并不是按照非常清楚的等级排列的问题构成的。由此,经济问题、安全问题中的界限渐渐的也不是那么清楚。经济领域中的问题极有可能引发安全问题,比如伊拉克战争,美国因为石油的经济问题最终发动战争,造成了国际社会的安全问题;安全问题也极有可能引发经济问题,比如冷战时的美国和苏联,正是因为彼此感觉到的不安全感,最后引发两国相互的经济制裁等一系列行为。

与此相同,现在美国将很多中美之间的经济问题安全化也正是基于这些原因。

(二)贸易保护主义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国际领域出现了一些重大事件,这些事件包括:改用浮动汇率以及由此造成的汇率反复无常;世界能源价格的大幅度上涨;日本经济竞争力的加强;具有高度竞争力的新型工业化国家(NICs)进入世界市场;美国经济相对衰退;欧洲经济共同体越来越封闭;全球性经济滞涨的出现。所有这些事件结合在一起,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起来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开始缓慢,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60年代被看作“低层次政治”的国际经济被政治化,上升为“高层次政治”。

由此,美国将中美经贸问题安全化的原因就很明了了,源自其国内深刻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根源。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1985年的“广场协议”以及战后长期的农业补贴政策等,都与贸易保护主义相关联。究其根源,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是其体制内、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的综合,也是全球化进程中美国国家社会与世界社会的磨合所产生的龃龉。除国会之外,政府的高级官僚、职能部门等也很可能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俘虏”。政府必须或者始终顾及贸易保护主义的存在。如奥巴马的对华轮胎特保案换医疗保险的做法,就是典型的例子,也可视为贸易保护主义的胜利。

那么,近来美国将中美经贸问题安全化无疑也受到了这一因素的深层次作用。

(三)霸权稳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