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可能成为资本主义体系变革的催化剂,但前景不容乐观

综上所述,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资本主义要真正走出危机阴影,需要重构其竞争积累模式、控制体系和创新体系。从逻辑上讲,这一重构不应该只是基于传统的国家概念,而应该基于全球、国家和社会的一种平衡。而目前危机的蔓延和加深或许会成为资本主义体系变革的催化剂,但前景不容乐观。

在目前的危机中,人们所关注的一方面是各个国家如何制止危机的蔓延和复苏经济,另一方面则是希望看到会借此修复旧的漏损的体系或建立一种新的体系。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两者之中更艰难的或许并不是前者而是后者,因为经济的恢复或许是漫长的,但却是可期的,而修复上述资本主义体系的漏损无疑更为艰难。

首先从积累机制来看,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和规范是目前人们最大的呼声,也是实际改革的方向所在。这样的改革会在一定程度上校正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失衡状态,但未必就能重建已经失衡的社会积累结构,因为导致这种结构失衡的最根本原因,即全球化的发展和欧美国家传统福利制度中的问题并不会因此消失。也就是说,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积累结构有赖于两个关联的条件,即在全球投资、生产和消费体系的平衡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生产积累结构,以及发达国家传统福利国家问题的实质性改变。而这种前景显然不是短期内所能见到的。

其次从控制体系来看,虽然金融危机以来要求加强国家控制市场和社会进程的要求强烈,也有人认为凯恩斯主义的方式应该再次成为克服危机的有效手段,但事实上在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已经充分发展的今天,传统的基于国家建构的控制体系应该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积累需要和结构相一致。理论上,超国家的控制体系应该是最根本的解决方案,20世纪90年代的一些进步主义力量提出的全球治理实际上也是出于这一考虑。但从现实条件来看,单纯追求一种超国家的控制体系既是不现实的,也未必会是理想的。现实的方案应该是一种灵活的、多层次的控制体系,包括了全球或地区性的协调、国家新的控制方式及地方的有效治理,其中的关键是对国家职能或作用方式的重构。从这一意义上说,无论此次欧盟处理欧洲债务危机的进程如何,都会成为研究资本主义控制体系变化的一个范本,因为这是目前世界范围内真正从这样一种多层次意义上寻求应对体系危机的尝试。但欧盟的案例毕竟还只是一种地区性的,从全球意义上看,目前的关键则在于建立一种认真对待国际经济体系的平等参与和对话机制。从创新和变革的意义上说,技术和社会的创新都是资本主义体系变革所需要的,其中尤其需要的是社会的创新。如历史的经验所表明的,社会创新的关键在于进步主义力量与保守主义力量的博弈结果,具体来说就是进步主义力量能否提供一种促进社会变革的替代性方案,以及它是否能为社会大众所认可。由此来看,目前欧美国家的形势并不容乐观。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鼓吹放松控制的新自由主义成为众矢之的,人们不断宣称其正在失去合法性,但事实上,导致过去几十年新自由主义“兴盛”的土壤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这主要是指全球化的竞争环境和欧美发达国家传统福利制度的问题。目前,各种进步主义力量,包括欧洲社会民主党和其他一些激进政治力量虽然也在不断提出一些主张,但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形势所不同的是,进步主义力量未能提供一个被人们普遍认可的,可行的全面替代性方案。正因为如此,危机使得西方国家目前陷入了一种新的两极分化之中,一方面是人们希望有新的具有替代性意义的变革方案和力量出现,而另一方面,如美国的茶叶党运动所表明的,一些传统的保守主义力量反向而行,诉诸更为传统、甚至更为极端的保守主义理念和主张。社会的创新急需一种新的共识,而进步主义理应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总之,对金融危机更深层的思考要求我们从资本主义体系变革的意义上考虑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资本主义,而不简单只是停留在对新自由主义的指责上。从变化的角度来看,危机是传统体系漏损的结果,但也可能成为促进对该体系校正的一个起点,尽管其前景并不那么乐观。

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行的核心是实行以美元与黄金挂钩和固定汇率制度,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和国际清偿手段。但理论上,其他国家要获得美元是以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来实现的,这意味着美国要承受持续的贸易逆差才能保证国际货币市场有足够的美元,可这同时也意味着美国经济地位下降和美元的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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