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而言,随着石油对外依存度的不断提高以及国内油企“走出去”战略的持续推进,中国的能源安全视角逐渐集中于两大议题之上:一是海外能源投资安全,关注中国海外油田及其配套设施的保护,从而保障海外份额油的正常获取;二是能源运输通道安全,即维护以马六甲海峡为主的海上运输通道以及西北、西南、东北3条陆上油气运输管道的安全,确保海外进口原油安全抵达中国本土。无论是海外能源投资还是能源运输通道,二者均同中国与相关国家(产油国或者运输途经国)的双边乃至多边关系息息相关。这赋予了中国能源安全问题更多的国际化要素,从而对中国外交的应对与协调能力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近年来,由于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部分地区的政治局势存在着既有的或者潜在的动荡风险。

苏丹、南苏丹、伊拉克、利比亚等与中国海外能源投资相关的国家,以及缅甸、巴基斯坦和部分中亚国家等与中国能源运输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国家,都面临着包括内战、种族或宗教冲突、恐怖主义威胁、国内政局不稳等在内的一方面或多方面威胁,其中有少数已然影响到了中国的能源安全利益。然而,在中国现行的对外政策中,包括“不干涉内政”、“尊重主权”等在内的传统外交思维将内战、国内冲突等政治动荡状况界定为当事国“内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禁止中国运用外交手段进行直接介入,使得中国无法动用必要的手段保护相关的能源安全利益。这一矛盾反映出中国外交运作范畴的局限性,以及其与中国能源安全之间所存在的脱节现象。为了适应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国家利益的需求,有必要分析中国传统外交思维的局限性,促使中国外交进行相应的转型,以弥合这一问题。

2 传统外交思维的局限性

在中国油企走出国门,积极探索海外市场的过程中,(前)苏丹是最为成功的典范,集中体现了中国在非洲的石油利益需求[5].中国与苏丹的石油合作始于1995年,中国石油应苏丹政府的邀请,和苏丹签署了6区穆格莱德盆地的《产品分成协议》,由中国石油出资70%,苏丹出资30%进行石油区块开发[6-7].1996年11月,中国石油中标苏丹1/2/4区块项目,组建新的投资集团--大尼罗河石油作业公司(GNOPC),并控股40%.该公司运行2 a即收回总投资的60%以上,成为中国石油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海外项目之一[8].

1999年8月30日,第1艘苏丹油轮离开苏丹港前往新加坡,标志着苏丹正式步入石油出口国的行列。此后的数年中,中苏两国的石油合作极大地促进了苏丹国内的产业转型升级,为苏丹带来了巨额的财富。2003年,苏丹被世界银行列为非洲经济发展最有希望和前景的国家之一,2005年,苏丹的经济增长率达到8%,成为非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中国也从苏丹的海外石油项目中获取了丰厚的回报。2003年,中国从苏丹获得的份额油总额超过了1千万吨,位居中国海外份额油来源第1位,占当年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11%.2005年,苏丹出口石油的50%运往中国,占中国石油消费总量的5%.

在中苏两国石油合作蒸蒸日上的同时,苏丹国内局势却出现了持续动荡的态势。由于历史原因,苏丹的人口分布呈现出北部穆斯林和南部非穆斯林分野的状态,南北部发展严重不均,北方占有了大部分经济发展果实,从而引发了南北方长期的政治对立与武装冲突。2003年初,苏丹西部达尔富尔地区的新兴叛乱组织宣称对于“阿拉伯化、政治和经济边缘化”的反抗,在西达尔富尔州袭击了多座城市,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9].其时,由于中央政府正忙于同苏丹南部武装的内战而无暇顾及西部地区的防卫,导致达尔富尔的政府军准备不足,在叛军的进攻之下节节败退。匆忙之中,总统巴希尔动员并武装了达尔富尔的阿拉伯民兵武装“金戈威德”,以镇压叛乱,解救政府军。达尔富尔地区的战斗因而演化为民兵组织(叛军与“金戈威德”)之间的冲突。这使得军事行动中的平民和武装人员变得难以区分,而“金戈威德”的残暴行径更导致了战事趋于野蛮和失控。“金戈威德”每袭击一个村庄,便会杀害村子里的男性并砍掉其四肢,强奸女性,绑架、杀害儿童[10].而政府军的弱势使得中央政府对于暴行完全无法控制,只能听之任之。战乱持续到2004年,已有至少3万人死亡,100万人流离失所,20万人跨过苏丹-乍得边境,成为乍得难民营中的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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