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基本点的有机统一，使得马克思的实践观真正做到了科学与价值，现实与未来的统一。而割裂这两个基本点，必然把马克思的实践观不是思辨化，就是实证化。 历史不断地提供了这两种极端的例证，其中在马克思主义史上最为典型的当数伯恩施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伯恩施坦的实践观说到底是实证的实践观，因而他把实践归结为个人的经验积累，把实践过程归结为个人根据经验事实进行摸索的过程。这样，实践的直接现实性，在他那里就成了个人的唯一实在性，并因而成了否定包括阶级实践在内的群众实践形式的王牌;实践对于理论的检验，也就成了从根本上排斥理论，崇拜自发性的借口;实践对于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则更成了否定革命飞跃，美化进化改良的根据。从崇拜自发性、个体性实践，到根本排斥和背叛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伯恩施坦给我们敲响的警钟。应当看到，辩证法和实践是根本一致的，排斥辩证法和理论思维就是排斥实践精神。所谓从政治上看问题，表现在实践观上，就是要善于把握实践的总体。崇拜自发实践的人，不可能成为战略家。 发端于青年卢卡奇、葛兰西思想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走的是另一个极端。从实践观上看，它的最大失误在于割裂实践的革命批判本性和直接现实性，将个体经验的“客观性”视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原则，视为工人阶级缺乏革命积极性的根源。它在正确地看到停留于日常经验中的人们(包括工人)无法摆脱资产阶级的思想控制的同时，却把日常生活这一最大量、最普遍的实践活动从实践中清除了出去。这样，它势必夸大实践的自觉性、变革性和独创性方面，并进而夸大理论以至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从强调“无产阶级实践”经由“阶级意识”而向理论中心主义和思辨哲学复归，这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悲剧。连卢卡奇自己在晚年也承认，其早期(《历史和阶级意识》时)的实践观，其实是一种乌托邦主义。应当看到，实践是以经验为基础的感性活动，直接现实性是其基本品格。排斥经验和日常生产生活就是脱离群众，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实践精神了。依靠群众，尊重他们的实际经验并从中获取营养，这是实践精神的基本要求。 总之，只有立足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才能对现实保持革命的批判的态度，才能给分散的、琐碎的日常生活实践注入凝聚力，才有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事业。但是，这并不等于把这一实践看作唯一的实践形式，更不等于把实践作泛政治化的解释。事实上，生产生活总是各种实践形式最深厚的基础，这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本末倒置的。 三、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走向21世纪 根据上述分析，马克思的实践观本身就是科学性和革命性、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作完整的把握，在我们今天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经过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实践第一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正因为如此，虽然我们仍然不能放松对于本本主义的警惕，然而无论何种形态的错误思潮，都可能主要通过实践观形式表现出来。突出实践已经成为现今我国各种实际上很不相同观点的共同点，实践观已经成为当前思想斗争的一个焦点。目前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直观的、实证的实践观有蔓延的趋势。 崇拜自发的、个体的实践，缺乏激情和理想，可以说是一种“时代病”。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逐渐支配了西方国家的精神文化生活。从表面上看，现代主义思潮似乎是资本主义的。它从资本主义的合理化主义，即人物化，科层化，职业化，走向了反文化，反理性，反传统，用一种否定现存一切的激进主义来恢复和表现自我的存在。然而事实上，它却是资本主义传统的产物。“资本主义过程合理化了行为和观念，由于它这样做，它从我们心中赶走了形而上学的信仰，也赶走了各式各样神秘的和浪漫的观念。这样，它不仅改造了我们达到目的的方法，也改造了最终目的本身。”因此，资本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反英雄主义和立足于个人主义的，自我的膨胀和中心地位是其合乎逻辑的结果。(熊彼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第159—161页)丹尼尔·贝尔则更明白地指出：“‘不受束缚的自我’[untrammeled self ]，正如我早些时候所指出的那样，是一味美化猖獗的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文化现代主义，虽然仍旧标榜自己的颠覆性质，却在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大致找到了归宿。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缺乏一种来自空洞信仰和干枯宗教的文化，便反过来把要求‘解放’的文化大众的生活方式当做自己的规范，然而，这种文化对所有实际经验都无法给予确定的道德或文化指导。”(《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195—196 页)连布热津斯基也看到，“美国显然需要花一段时间，在哲学上进行反省和文化上作自我批判。在这一时期内必须认真地认识到：以相对主义的享乐至上作为生活的基本指南，是构不成任何坚实社会支柱的;一个社会没有共同遵守的绝对确定的原则，相反却助长个人的自我满足，那么，这个社会就有解体的危险。”(《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第12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7月版)然而事实表明，以自我为中心去涤荡形而上学的信仰，其结果必定使个人丧失精神家园，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文化漂泊者。当代这种全球性的精神危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找不到出路的。 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遇到了同样的挑战。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日益泛滥，向我们敲响了建设精神家园的警钟。应当说，社会主义制度使得我们在这方面具有优势。我们的制度决定了我们不把个人利益和个人意志摆在压倒一切的中心地位上，而是以人民的利益和广大群众的意志为转移。因此，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是为人民服务，并因而奠立了理想、情操和精神生活的基础。社会主义并不简单地排斥功利主义，但提倡的是革命功利主义;社会主义更没有取消一切理想和信仰，而是树立了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旗帜。可以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仅是政治的需要，也是精神生活的需要。正因为如此，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的不同解释中，就不仅包含着政治制度上的选择，也包含了精神文化上的选择。现在大家都在思考把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带入二十一世纪的问题。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责任就在于尽可能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为我国人民提供科学的理论装备。因此，关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的讨论，就不仅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现实的实践意义。从根本上说，它关系到我国发展道路，尤其是精神文化发展战略的选择。 “信仰危机”问题在我国已提出多年。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削弱，不同社会价值体系并存，以及“官方语言”同“日常语言”的分裂等，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问题在于如何看待它。一种观点是把它看作历史的某种必然趋势，因而这样那样地去顺应它。这种观点的潜台词，是把建国以来我们曾经有过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视为既无必要亦无可能去加以修复的“昔日黄花”。另一种观点则把它看作历史的暂时现象，因而这样那样地力图去克服和扭转它。这种观点的用意很明白，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所阐明的那种社会主义理想和价值，结合新的历史条件，使之重新成为我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信念。这里不仅关系到如何克服 “信仰危机”的不同选择，更关系到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主导作用。不客气地说，前一种观点的最终结果(不管持此种观点者的主观愿望如何)只能是取消马克思主义现实影响。布热津斯基对此看得很清楚，他把“官方语言”和“日常语言”的分裂现象称为“后共产主义”，并断言这是马克思主义最终消亡的前奏(《大失败》中译本第298—305页)。问题的关键在于两种观点的立足点不同。前一种观点的立足点是个人的实践，亦即马克思所称的“市民社会”，其理论表现是直观或思辨的人性论和实践观;而后一种观点的立足点是无产阶级的、人民大众的实践，亦即马克思所称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其理论表现则是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其实践观。 因此，真正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出发，就会既不轻视日常生活，又不沉溺于日常生活;既不命令群众，又不讨好群众;既不逃避现实，又不投机媚俗。这里有一个问题，取这样一种立场，是否隐含着某种“文化精英”的意识?换句话说，怎样才算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毫无疑问，群众是现实的，他们总是从实实在在的利益中去认识和判断事物;然而群众又是富于理想的，由于他们是一切社会灾难的实际承担者，因而对于消除社会不公正、不平等有着强烈的愿望和要求。因此，听凭个人利益的自发冲突和自发调整，吃亏的终究是群众，崇拜这种自发性的并不真正代表群众。只有站在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上，以消灭阶级差别的共同富裕为目标，自觉协调现实中的利益矛盾，才是真正和群众站在一起。这种自觉的协调，本身就包含了思想上的积极引导，包含着对群众日常活动的某种“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大众文化”其实并不大众，且不说它的商业文化性质使得其必然具有敌视人的特性，单就其“唯我独尊”文化底蕴而言，就很难散发出“大众”的气息。唯有精神上的升华，方能打破狭小封闭的自我，铸造健全丰满的人格。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不应去顺应眼下的“多元化”和“大众化”，而要发扬马克思主义实践精神的革命本性，为重塑社会主义新人作出贡献。 写到这里，有一个思想疙瘩似乎还需要解一下，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的统一问题。经过“文革”浩劫，人们对于学术的泛政治化所造成的严重恶果至今心有余悸，为学术而学术似乎成了一种时髦。然而当我们冷静下来作理性思考时便不难发现，回避政治去研究马克思主义无异于纸上谈兵。作为无产阶级解放条件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同无产阶级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问题不在于是否服务于政治，而在于服务于何种政治和如何服务。过去那种政策图解式的学术当然不应再有，但是服务于社会主义的学术则不但要有，而且要加强。从一般的意义上说，任何社会秩序的维持，都不仅依靠于经济、政治、法律等制度系统，也依靠于哲学、伦理、宗教等意义系统。诚如丹尼尔·贝尔所言：“每个社会都设法建立一个意义系统，人们通过它们来显示自己与世界的联系。这些意义规定了一套目的，它们或像神话和仪式那样，解释了共同经验的特点，或通过人的魔法或技术力量来改造自然。”“在这些领域里丧失意义就造成一种茫然困惑的局面。这种局面令人无法忍受，因而也就迫使人们尽快地去追求新的意义，以免剩下的一切都变成一种虚无主义或空虚感。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197 页)在不同的社会，会有不同的意义系统凸现，然而意义系统崩溃的社会肯定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因此，任何还有生命力的社会制度，必定拥有强有力的意义系统。 特殊地说，在今天，为社会主义的存在作辩护，这决不是一件鹦鹉学舌般的易事，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如果说，我们在过去通过引证经典著作就可以取得共识的话，那么在今天，不要说政治说教行不通，就连任何稍稍缺乏独创性论证的意识形态作品也难以产生影响。如果说，在过去的某些时候，发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功能批判现实需要勇气的话，那么在今天，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为现实辩护同样需要勇气。事实上，批判功能和辩护功能是密不可分的，关键在你为谁辩护。当我们弘扬革命传统、努力认同实践中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时，无疑是对现在流行的一些时尚的勇敢批判。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精神，是一种科学的超越资产阶级狭隘眼界的实践精神，既非否定一切的“ 虚无”，亦非束缚于一己私利中的“务实”。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从自己的想象中超越现存不难，听任自发性的摆布认同现实更不难，难的是真正地超越现存。唯物主义和理想主义、科学精神和批判精神的有机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精髓，也是马克思所开辟的、唯一能够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这一伟大的开创性事业的每一步都需要开创性的工作，我们应当为此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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