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地阐明了人口规律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他指出：“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消灭私有制是解决资本主义人口过剩的惟一途径，但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当中，也要考虑人口的控制问题。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初步指出消灭资本主义人口过剩的途径。“只要目前处于对立状态的各个方面的利益能够融合起来，人口过剩和财富过剩的对立就会消失，一国人民正是由于富裕和过剩而饿死的这种不可思议的事实，这种比宗教中一切奇迹的综合更不可思议的事实就不会存在，那种认为土地不能养活人们的荒谬见解也就会不攻自破。”恩格斯也从人类自身生产必须和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的观点出发，提出了对人口增长进行控制的设想。在1881年2月1日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他明确指出：“人类数量增多到必须为其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这种抽象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像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整，那么正是那个社会，而且只有那个社会才能毫无困难地做到这点。在这样的社会里，有计划地达到现在法国和奥地利在自发的无计划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那种结果，在我看来，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无论如何，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自己会决定，是否应当为此采取某种措施，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措施。”

第二，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学论述。

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包括两部分内容，其一为自在自然;其二为人化自然。自在自然包括人类历史之前的自然，也包括存在于人类认识或者实践之外的自然;人化自然则是指与人类的认识和实践活动紧密相联的自然，也就是作为人类认识和实践对象的自然。马克思强调人化自然对人类的实践意义，也就是说，离开了人类实践的自在自然，对于人类没有任何意义。马克思关注的是“现实的自然”，也就是“人化的自然”，因为，离开了以人类劳动为中介的人类与自然的实践关系，任何自然的存在也就都失去了以人类生活为判断尺度的存在意义。在批判黑格尔抽象的自然观的时候，马克思直接断言：“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不言而喻，这位决心进入直观的抽象思维者是抽象地直观自然界的。”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人化自然当中，人类属于主体，而自然属于客体。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以及保护自然的目的就是使自然界更好地并且更有效地为人类服务。他在评价“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的时候写道：“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因此而克服了人类早期对自然的神化和崇拜思想，恢复了人类对自然的主体地位，也就恢复了自然对人类的有用性和价值。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因为资本使自然服从于人的需求而支持资本对自然的征服和掠夺，相反，马克思明确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破坏。在《资本论》第一卷当中，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马克思以资本主义农业为例，进一步批判了资本主义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性作用：“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马克思虽然强调人类对自然的主体性和自然对人类的有用性，但是，他的人化自然观既不支持对自然的征服也不赞同对自然的破坏，而是追求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与统一。一方面，人类自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类自身的一切都具有自然属性;另一方面，自然又是人类的无机身体，人类依赖自然而生存。因此，人类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具有统一性，破坏自然就是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就是毁灭人类自身。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时，清楚地表达了上述观点：“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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