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沟通国共歧见,调解两党矛盾

沟通国共两党之间的分歧,调解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争端是民盟在抗日战争后期作出的特殊贡献。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国际国内反响强烈,中共决心改变以前的让步态度,“转到尖锐对立与坚决斗争的立场”,“以尖锐对立求暂时缓和”,国共合作面临破裂的危险。为了维护团结抗日的局面,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领导人张澜、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等一面抨击******顽固派的****活动,一面把调解国共矛盾视为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不辞劳苦,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多方斡旋,力图打破国共之间的僵局。由于中共的顾全大局和政团同盟的努力调解,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得以维持。

自1944年9月以来,中共与民盟及其他民主人士,一致要求******政府迅即取消一党专政,召开由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成立民主的临时联合政府,发布民主纲领,实现民主改革,待全部国土获得解放后,由民主联合政府依据民主原则,进行民主选举,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组织正式政府。为了使这一愿望能够变为现实,中国共产党多次与******进行谈判。但******一意孤行,拒绝了中共及各民主党派的合理要求,国共商谈中断。为了协调国共关系,坚持团结抗战,促成党派会议召开和联合政府建立,1945年6月2日,民盟领导人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等联合民主人士褚辅成、王云五、傅斯年等七位参政员面见蒋介石,向蒋介石提出“发起促成继续商谈之国共问题”,征得了蒋介石的同意。同一天,他们又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团结问题之政治解决,久为国人所渴望。自商谈停顿,参政会同人深为焦虑。目前经褚辅成等一度集商,一致希望继续商谈。”“现同人鉴于国际国内一般情形,唯有从速完成团结,俾抗战胜利早临,即建国新奠实基。”毛泽东、周恩来复电七参政员:“诸先生团结为怀,甚为敬佩。”“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成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商组联合政府,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6月26日,黄炎培等七参政员对团结问题议定了三条意见:“(一)由政府迅速召集政治会议;(二)国民大会交政治会议解决;(三)会议前,政府先自动实现若干改善政治之措施。”次日面陈蒋介石,蒋表示无成见,可以商谈。于是七参政员决定立即飞赴延安,与中共进行商谈。7月1日,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等六参政员(王云五因身体欠佳未去延安)不顾盛暑长途的劳累,亲访延安,为国共两党牵线搭桥。在延安期间,六参政员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就国是问题广泛交换意见。经过反复磋商会谈,达成《延安会谈纪要》。《纪要》除双方达成共识的“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两点内容外,还陈述了中共关于召开政治会议的具体建议。7月5日,《纪要》由六参政员带回面交蒋介石,以便与******政府进一步沟通,达成意见之统一。《纪要》包含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争取召开有民主实质的政治会议的共同主张,它无疑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国统区的民主运动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推动。这些主张和建议虽然未被蒋介石采纳,但却起到了消除国共歧见的作用,对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抗战胜利后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以及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也体现了民盟为促进国共两党团结抗日、化解两党矛盾、平息内争、要求民主的真诚愿望和良苦用心。

中国民主同盟遵循“贯彻抗日主张”与“实践民主精神”两大原则,与中共密切合作,成为中共的诤友,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但是,民盟由于自身的局限性,所主张的民主政治依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这反映了民盟的一些领导人不了解国家的阶级本质,尤其是不了解蒋介石统治下国家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同时,也反映了他们没有认识到国共两党的斗争实质上是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

总之,民盟作为一支独立的中间政治力量,在抗战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它高举抗战、民主、团结的旗帜,与中共密切合作,对国统区的民主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国共冲突摩擦之时,起了缓和调节作用,为稳定团结抗战的大局,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以及抗战胜利后的暂时和平,作出了一定的积极贡献。

以上就是中国民主同盟与中国的抗日战争，谢谢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