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务公开、参政议政的平台。公开是民主的前提,是衡量执政党与政府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数。首先,互联网的发展为政务与党务公开提供了最便利的途径与手段,可以在最短时间内以最快的方式把需要公开的事项传递到任何一个城市与村庄。在基层农村,笔者曾看到某些乡镇把村务、特别是村级财务收支的明细账输入电脑,任何人都可以前来查询、质疑,以利于群众监督。其次是实现公民权利、参政议政的有效途径。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人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如每年“两会”之前均有大量网民通过互联网向“两会”建言献策,温家宝亦曾查看网民的意见与建议。第三是可以成为政治沟通的手段。互联网在中国刚刚兴起的时候,一些基层党组织就通过网络开展党的活动,如发布活动信息,上党课,交流思想。当然,从通过网络开展党的活动来说,仍有相当大的空间可以利用。比如,建立上下沟通机制,通过互联网,超越时空限制,实现领导者与群众的互动,真正形成上下良性互动的局面。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已经被人们所认同,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各级领导者,通过互联网与网民互动已经不是罕见的事情了。但是,实践中,有些地方和部门仅仅把网络交流作为一种“形式”,并没有真正起到互动作用。因此,对政治沟通来说,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

民主决策的有效管道。这里所说的民主决策是指公民参与到公共事务决策过程中来,特别是参与到政策过程中的讨论、意见表达环节中来。在社会利益单一的背景下,政策过程的主体是各级党政机关,民众的参与诉求并不强烈。而社会利益多元时代,人们的个体意识增强,民主、人权意识强烈,各利益主体都试图影响公共舆论,并进而影响决策。并且由于利益多元,造成对民众的利益诉求、信息需求都呈现出多样化、碎片化、海量化的发展态势,而互联网恰恰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与空间。仅从各大网站的博客作者来看,既有下岗工人、农民工、学生等普通市民,也有社会名流、政府官员、企业家。在这一背景之下,网络的“民意”虽然不能替代全体公民,但也可以折射出社会的千姿百态。实际上,人大的物权法、劳动法、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方案、教育改革的中长期规划,都已经通过网络在全民中征求意见,特别是物权法的制定,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即“过程公正”。网络征求意见已经成为民主决策的重要管道之一,而且是低成本、快捷的民意表达管道。

具有强大的社会监督功能。网络作为新兴媒体,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监督作用已经初步显示出来。中国网络媒体先后出现的“孙志刚事件”、“华南虎事件”、“躲猫猫”事件、“房地产局长天价烟”事件等,都可以视其为网络监督的经典案例,其特点一是形成了强大的公共舆论场,二是真实地推动了事件本身的发展,三是具有特定的威慑力。而这些效果,都是传统媒体难以达到的。当然,网络监督也有其潜在的风险,亦有可能侵害公民的个人权利。但是,网络监督对于公权力的行使、运作来说,却是中国当下政治体制下的必要而重要的补充,是社会化监督的载体与表现形式。尽管当下法制不健全,也会造成某些“冤假错案”,但是,这一问题归根结底要通过健全法制来解决,而不是“一刀切”地把网络监督予以封杀。

创新执政党对网络民主的引导方式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网络民主既然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的一大特色,当然也存在党在政治上的引导问题。但是网络毕竟不是传统媒体,需要转变理念,创新引导方式。

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创造提高人们对党的领导心理认同度的社会基础。党对社会、对民众的引导,直接目的就是为了获得人民的心理认同。而只有当社会现实与理论的反差不矛盾冲突时,才会有真正的心理认同。民众对党的引导的认同取决于党的各项实际工作,取决于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政治基础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经济建设的成就已经被人们认可,但由于社会建设、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对人们的认同度还有一定影响。因此,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实现小康社会目标,对提高人们的心理认同度十分重要。

与时俱进,以党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引领国家与社会意识形态。互联网折射出的社会价值观五花八门,是多元社会的观念反映,党负有引导之责。历史与现实都表明,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作为,首先取决于意识形态本身是否科学,理论是否彻底,是否反映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意志。因此,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不断发展党的指导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不断为之注入新鲜的思想,既顺应时代潮流,又符合人民意志,是使党的指导思想具有活力,并得到人民群众拥护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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