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虽然毛泽东注意吸收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但是毛泽东更注重从战争的实践中去掌握军事规律。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来源。如著名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是从毛泽东和朱德领导工农革命军创建根据地的斗争经验中得出的。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后，接受了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斗争经验，又取得了二次攻打茶陵等战斗的经验，毛泽东将这些经验概括起来，于1928年1月提出了“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迫”十二字游击战原则。[5](19)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在粤北湘南坚持斗争，也总结了与毛泽东相类似的经验。1928年4月，朱毛会师。毛泽东综合两军的经验，于1928年5月提出了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这一原则成为了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又如慎重初战的思想是毛泽东1929年1月提出，后来才加以系统化的。1929年1月，湘赣两省敌军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五路围攻，毛泽东、朱德决定采用“围魏救赵”之计，由红五军留守井冈山，红四军出击到敌人后方，调动敌人回防，以打破敌人的围攻。然而，红四军下山后，第一仗就打了个败仗，结果未把敌人调动，自己也回不了井冈山，最后井冈山也失守了。这一仗后，毛泽东就常常讲要慎重初战，不打则已，打则必胜。到1936年，毛泽东总结了五次反围剿的经验，结合外国军事理论，提出了初战三原则，即：“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4](p220-223)这样，使慎重初战的思想，形成系统化理论。

从1930年起，红军开始实行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并取得了关于运动战的初步经验，毛泽东又用了一个十六字诀来概括运动战的指导思想，即“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6](p47)以此为指导，红军先后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时，红军全部战略战术原则基本形成。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将这些原则归纳为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战争形式是“围剿”和反“围剿”;第二，红军反“围剿”的基本战略方针是诱敌深入;第三，反“围剿”的基本作战形式是运动战;第四，红军基本作战指导思想是歼灭战。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比红军以往遇到过的任何敌人都要强大，这就决定了红军不能墨守成规，抱着以往的经验不放，必须针对作战对象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战略战术。于是，毛泽东根据国际国内的形势，立足于敌我双方优劣对比，着眼于发挥红军的长处，提出了新的战略战术指导思想：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为主，集中打仗为辅。正是在毛泽东的正确指导下，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力量迅速壮大，为以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人民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已成长为一支上百万士兵所组成的正规军，并且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自卫战争中取得了阵地战、攻坚战和大规模歼灭战等大量的新鲜经验。毛泽东及时根据形势的变化和新的任务，总结了经验，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指导人民解放军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800万军队，夺取了全国胜利。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现实经验，提出战略战术原则，用来指导作战。并且随着革命战争的发展，而不断地加以修正、完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在反攻时期提出来的。……十大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的。”[1](p363)这就是说，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在以步兵战斗为主的一维战场上进行的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产生、形成的。随着未来战争向多兵种、多维空间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也必须随着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在针对现实问题，总结现实经验找出规律，用以指导解决战争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之所以具有活力，之所以是指导战争的正确理论，关键在于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从实际出发，在实事求是中产生、发展起来的。

三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方法论来源于唯物辩证法。毛泽东不是单纯从军事学角度去研究战争规律，指导战争，而是把研究战争、指导战争提到了哲学的高度，运用唯物辩证法去研究战争规律，去总结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这使毛泽东军事思想脱离了单纯的军事学的范畴，而具有了丰富的哲学内容。这些内容主要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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