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教育如下文

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教育，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中极具特色的一部分内容。毛泽东通过对这项工作的战略性指导和亲力亲为，使民族资产阶级逐步认识自我，认清当前形势和未来发展趋势，从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旗帜下，与其他革命阶级并肩战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接受党的和平改造方针，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相结合的伟大创举。今天，重温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教育的论述及实践，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把握历史发展不同阶段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表现，有针对地开展教育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阶级。似门既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一面，也有政治上软弱、经济上唯利是图的消极性一面，外部形势的变化直接决定他们的政治表现。毛泽东根据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阶段的思想政治表现，有的放矢地对其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从而紧密地团结他们，共同推进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发展。

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的国家，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梦寐以求的目标。但由于自身的软弱性和依附性，他们曾一度寄希望于蒋介石集团，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针对这一状况，毛泽东主要从三个方面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政治思想教育。首先，教育民族资产阶级分清敌友。中国资产阶级长期依附于反动统治集团，针对这一状况，毛泽东在1923年7月的《北京政变与商人》一文中说:“我们希望天津北京两地的商人，不为曹锐和一班‘官僚资本家’所迷惑。”他所说的商人的主体部分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大革命失败前夕，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阵营，投靠南京国民政府，但并没有获得所期望的资本主义大发展。毛泽东用这种活生生的事实教育民族资产阶级，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九年以来，他们抛弃了自己的同盟者工人阶级，和地主买办阶级做朋友，得了好处没有?没有什么好处，得到的只不过是民族工商业的破产或半破产的境遇。”抗日战争期间，为了破除一些中间人士对国民党所许诺实行宪政的幻想，并把宪政运动引向深人，1940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宪政促进会上作了《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讲演，彻底揭穿了国民党玩弄假宪政的欺骗手法。毛泽东在积极引导民族资产阶级正确认识大资产阶级，特别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利益的蒋介石集团反动面目的问题上指出，工人阶级可以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同盟，因为这种同盟是建立在平行利益的基础上，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共同要求。其次，批判民族资产阶级企图走第三条道路的错误主张。1938年后，毛泽东多角度地论证了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一是国际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不允许;二是资产阶级专政所谓的民主政治，“在外国行过，现在已经没落，变成反动的东西了”;三是“因为中国人民大家不要这种东西，中国人民不欢迎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来专政”;四是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还很软弱，它无力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只有无产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担此重任。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错误建国主张有理有据的反驳，使他们放弃了幻想，进一步向我党靠拢。最后，为民族资产阶级指明了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光明前途。毛泽东明确指出，民主革命胜利后，中国只能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在这种国家制度下，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地位，起着一定的作用，在经济上能够获得一定的发展，建国初期，我党仍然保持着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关系，对民族工商业采取了“有条件发展”的方针。在相对稳定和有利的社会环境下，部分资本家唯利是图的思想迅速膨胀，它们反抗我党对其经济上限制的政策，不惜利用一切手段以达到利益的最大化，一些不法资本家投机操纵市场和施放“五毒”的行为就是很好的证明。毛泽东一方面引导和教育资本家正确认识所获之利。他曾在1953年3月与中国民主建国会总会主任黄炎培谈话中说:“资本家唯利是图，人家说是不好，但‘利’可以分析一下:一部分是国家的利，一部分是工人的利，其余一部分是资本家的利。如果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他们所图的利，三方面都能够顾到，正是希望他们、需要他们来‘图’，只是不能让他们光图私人的利。”也就是要求资本家必须在维护国家和工人阶级利益的基础上谋己之利。另一方面，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爱国守法教育。为了让民族资产阶级自觉自愿地接受限制，毛泽东认为，必须用爱国主义思想和《共同纲领》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通过“五反”运动，不法资本家受到沉重打击，广大工商业者受到爱国守法教育，他们认识到，在新中国只有老老实实接受共产党领导，同工人休戚与共，服从政府的监督和管理，走《共同纲领》所指出的道路，才有光明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