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党的执政必须使党的领导切实有效地覆盖社会和市场发展的广泛领域,把“三个代表”的要求落实到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中去,加强国有企业、农村基层组织、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街道社区的党建工作,特别是要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建立党组织,更好地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不同社会群体的具体利益,“一定要使分布在全国各条战线、直接联系着社会各阶层群众的基层党组织,不仅能在平时改革、发展、稳定等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而且在遇到突发事件、面临各种政治风浪时也能显示出强大的战斗力。”[2](P11)防止“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情况;要尊重劳动、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要把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组织中,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的党员是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骨干力量,同时也应该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2](P169)注意在生产、工作第一线和高知识群体、青年中发展党员。[1] 与此同时,党的执政必须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这在工作全局中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它包括了要用宽广的眼光去观察把握当代世界的发展趋势和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深化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及我国改革对思想影响和国际政治斗争带来的影响的认识,努力把“三个代表”的要求研究好、宣传好。

其次是对党自身建设的深化知识。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党的执政必须做到领导水平的“与时俱进”、努力克服腐败消极现象和培养造就接班人。领导水平的“与时俱进”、努力克服腐败消极现象事关执好政,培养造就接班人事关长期执政。领导水平和“与时俱进”就是面对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提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执政能力,以提高素质、优化结构、改进作风、增强团结为重点建设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领导层;以及不断健全民主集中制。这是一个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的问题。努力克服腐败消极现象,或者说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克服不正之风,惩治腐败,则是一个突出的需要加快解决的问题。“党内确实存在一些同党的性质、宗旨不相符的突出问题。如果我们不下最大的决心加以解决,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一些腐败案件触目惊心,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警觉。90年代以来,一些执政几十年的政党先后下台,有的已经衰亡。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党内出现了问题。……我们现在总的形势是好的,但也面临着不少问题,既有内忧也有外患,切不可掉以轻心。”[2]而对于培养造就接班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能不能不断培养出优秀的领导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政党、这个国家兴盛衰亡。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能不能巩固和发展下去,中国能不能在未来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强盛不衰,关键就要看我们党能不能培养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领导人才。”[2](P112-113)培养接班人,一要不拘一格,二要加强磨练,三要人才辈出;理论教育和学习是培养,基层锻炼是培养,使用也是培养,而且是更重要的培养。要把德才兼备、实绩突出和群众公认的人及时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

三、以“三个代表”的新型执政观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当前我国政治生活的核心,其根本原则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之中,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因此,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内涵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观,对党的领导进行了从理念到方式的时代性建构,无疑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得到推进的强大动力。

为何要党的领导?回答是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过去的选择能否逻辑地推出未来的选择,为何苏东各国人民过去选择了共产党的领导,20世纪90年代又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三个代表”的执政观进一步回答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建立新中国,人民之所以选择党的领导,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党,它主动选择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以此形成双向选择;过去如此,未来也是如此,就现阶段而言,“三个代表”“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1]。因此,人民过去以此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未来也会因此而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现实中中国共产党如何主动选、做到“三个代表”以达到双向选择?“三个代表”的执政观提出,现实中党的领导体现为党掌握权力的执政,而“三个代表”的落脚点和归宿点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因而这是一个以人民利益对待权力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以“问题意识”和“人心向背律”对待权力。

“权力”是社会政治结构中的一个谜。从古今中外历史的发展看,有多种多样的解释,“神授”(包括同宗分封、军功封授、君主委任)、武力占有(如中国的军阀割据和西方的殖民侵略)、契约性约定(如西方民主国家议会)等,是人们所常见的解释。“三个代表”的执政观则从代表人民利益出发,提出“问题意识”,也就是“能否真正懂得权力是人民赋予和能不能正确地运用手中的权力?”或者说江泽民同志提出“参加革命是为什么?现在当干部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应该留点什么?”[2](P109)从现实中看,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产生的一些消极现象凸现了“问题意识”:党内一些人不思进取、好逸恶劳,不愿意艰苦奋斗,他们在人民利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更多地偏向于自己的个人利益,甚至热衰于追逐不应该属于自己的不合理的、非法的个人私利,并不惜利用自己的地位、职权、影响去竭力维护和扩大这种私利。许多消极腐败现象,特别是形形色色的以权谋私、权钱交易、骄奢淫逸、贪赃枉法的行为,以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的泛滥,都因这种私利而起。而更为严重的是领导干部“领地”意识的产生和既得利益集团的萌芽。一些存在多年的大案要案,有些地方和部门长期存在的涉案人数多、活动范围大的团伙性腐败,迟迟未能发现;以及一些刚刚提拔或刚刚经过考察和“三讲”教育的干部,就发现重大问题,除工作不扎实的原因之外,不能不说与“领地”意识和既得利益思想有关。“并不是只有我们党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执政以后特别是长期执政后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现在有些原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已经垮掉了,丧失了政权,教训十分深刻。如果我们不警惕、不警觉,让那些与我们党的性质、宗旨相违背的错误思想和腐败行为蔓延开来,那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2](P105-106)

灾难性的后果表现为人心向背的变化及其带来的政权失去的结果。这就是“人心向背律”。“人心向背律”在《孟子?高娄上》“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的论述之后,一直是中国正直政治家思考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把这一问题放到政权兴亡的高度来考察,认为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党作为执政党,必须高度关注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人心向背问题。“历史事实说明,不少剥削阶级的政党或政治集团,在执政以后,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攫取本阶级、本集团和执政官员个人的私利,并极力维护和不断扩大这种私利,结果形成了一个欺压人民,侵害人民利益的既得利益团体。正因为这样,他们终究要受到人民群众的反对。[2](P109)“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2](P72)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很多都走了从得到民心兴起到失去民心衰亡的这样一条道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和在台湾失去政权,以及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秘鲁、菲律宾政局的动荡等等,尽管各自的原因很复杂,但人心向背变化都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换言之,中国历史上一个个王朝的覆灭,世界历史上一个个不可一世的大帝国的崩溃,当今世界一些长期执政的政党的下台,都是人心向背变化的结果。

从理念上廓清认识,属于大是大非的问题,“三个代表”的执政观不仅以此推论党的领导,更重要的是在操作层面,以方式的建构设定党的领导。其纲要性要求表现为:通过制订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来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特别是党委在同级各种组织中的核心作用),坚持依法执政,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支持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从而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政治思想组织领导。这一纲要性要求将随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具体化。

正是以对党的领导进行了从理念到方式的时代性建构,中国共产党“三个代表”的执政观,极大地推进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其产生的深远影响将源源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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