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这演出的姑且认为是西方人心中的上帝，中国人心中的老天爷，人类或可理解成生来即是为着他的“定在”与他的“此在”。因此，人类的一切活动的意义、价值、效益，先需叩问心灵与上苍，再行类聚之旨，如此日月轮回，概莫能外。

宗教作为文化的现象，根系于斯，融寓于斯。科学与宗教亦生之同源，秉承人类的本质、品格与禀赋，文化的发展，凯歌高唱，谷风劲吹。

科学、宗教、艺术……人类总体性与整体性上文化地生活，其主体性命运及主体际遇正经受新的拷问。同源同质、同源异质、同质异源的民族文化正遭遇空前的客观性和主观性对立统一下的新融合。

开放的世界，文化势必融合，亦在走向融合，融合是文化的理想境界，仅此而已。

各民族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在现实政治上是进行或将来时，但在一体化背景下，在经济与商业意义上已然成为过去时，以人的留守与流动为特征的时代，文化的守望、文化的传承、文化的流变已经成为人类文化与民族国家面对的现实和情势。

三

20世纪是科学技术空前辉煌和科学理性充分发展的世纪。相对论、量子论、信息论和基因论的形成，标志着科学技术沿着微观和宏观这两个相反的路径，不断走向极端和本原，走向复杂和综合。孟德尔遗传学定律揭示了生物学性状特征的遗传变异规律。根据孟德尔定律，遗传是一切生物的基本属性，它使生物界保持相对稳定，使人类可以识别包括自己在内的生物界。变异是指亲子代之间，同胞兄弟姊妹之间，以及同种个体之间的差异现象。生物的遗传与变异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显然，此说对于研究文化的传承与流变现象有着诸多启示。

首先，文化的传承根据在人，世系传承当为核心。血浓于水，血脉相连，血亲、血缘是文化传承的坚实之基;精心养育、把手习得、知书达礼，是文化化成天下的最根本途径。就中华文化而论，五千年的多民族族群的争斗与妥协，交往与通婚，磨合了大中华民族的禀赋、品格、个性与气质，是永葆中华民族文化生命力和先进性的根本所在。

其次，中华文化根须深实、基础广泛、元素杂多，具备天然的抗倒伏品质，具备化成天下的历史条件和前提。由此，中华文化自然怀有“目的论”品格，具有海纳百川、汲养润物、尚仁顾人的豪迈气概。

再次，中华文化的枝节易于移植或嫁接，涉洋渡水，远播海外，气度不凡，溢于言表。

最后，中华文化在当下全球化进程中必将经历迎风送雨、观闪听雷的适应过程;鉴于前述特质、品格和气质，中华文化自然会吸纳各外来元素，走向人类文化的中心。根据遗传与变异原理，中华文化也必然经历传承和流变相辅相成的阵痛，必然会以更崭新的面貌闪亮登上人类文化的中心舞台。“历史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中华文化悲观主义者看不到自己民族的文化优势，在暂居强势地位的西方民族文化(聚集着资本主义科技人文文化、基督教文化等元素)面前示人以悲观身段，诉之以诺诺话语，行之以阿谀逢迎;中华文化乐观主义者深谙大中华民族文化的性格、品质、气度，以空前的自信喜迎这一千载难逢的文化普遍交锋的新纪元。

文化的传承与流变是文化发育与健康成长的重要环节。以人为本，以资源、能源、信息、机器、物流、人流为依托的全球经济运营为人类文化的新融合提供契机，中华文化也必将以新的气度新的姿态张扬自我。

[作者简介]王雷(1972-)，男，河南淮阳人，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2010级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福建厦门3治理发愣功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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