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民众普遍高涨的社会主义激情,不仅与蓬勃发展的现实中国有关,同时也与“社会主义的全球化”背景有关。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不仅极大地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而且也成功地示范了社会主义国家政体的可能性。它不仅在欧洲、亚洲引起了争相学习的冲动,而且也同样引起了远在加勒比海的古巴的景仰和热爱。以至于大名鼎鼎的切·格瓦拉于1960年12月访苏期间,发表了如下充满了社会主义激情的言论:“我们在这个国家渡过的日子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是这个国家完成了世界上最深刻、最彻底的革命。我们在苏联逗留期间,没有一天不体会到这一点。”“我们亲眼看到,这个国家的人民在革命已经胜利了43年以后,在反对武装干涉的斗争已经结束了那么多年以后,仍然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他们的革命精神。使我们感到惊奇的是,苏联的公民,竟没有一个例外,都深刻地了解人类迫切需要解决的一切问题,都有高度的政治修养。这是我们在各地切身体会到的。”在格瓦拉的心目中,“苏联……。使得拉丁美洲各国,即使不是它们的政府,至少是它们的人民,更加明白,真正的新生活正是苏联这个国家才有,并且是从这个国家传播开去的。”⑧格瓦拉60年代初期对苏联的感情和认识,与10年前中国对苏联的感情和认识如出一辙。中国人民对苏联的感情,不仅使中国人民看到了自己的前途,不仅是苏联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支持,同时,苏联文学艺术所建构的苏联形象给中国人民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象,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仅称苏联为“老大哥”,年轻人崇拜左姬、舒拉、保尔,以及托尔斯泰以降的所有俄罗斯/苏联的文学艺术巨匠,而且,女青年穿“布拉吉”,唱“喀秋莎”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社会生活领域,我们羡慕“集体农庄”和“喝牛奶吃面包”,《中苏友好互助条约》时,北京美专的学生们在北京街头悬挂起巨大的招贴画,上面写着“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在北海溜冰场上,青年们欢乐地打闹并用俄语大声地交谈。苏联是那一时代无可替代的榜样,以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是按照苏联的模式制定的。但是,在这些现象背后隐含的不为民众所知的矛盾,不仅没有缓和的趋势,反而导致了公开的决裂,中苏蜜月终于结束。

社会主义帝国主义阵营的划分,以及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对正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使不同角落的人民相信苏联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性。两个阵营的划分,不止是社会道路,意识形态的明晰界限,它同时还隐含着具有民族独立屏障的巨大功能。事实上,维护民族的独立性,一直是社会主义激情最具活力的泉源。这不仅是救亡图存的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民众动员的可靠情感话语资源,同时也是在国际共运内部斗争中,在国内获得文化领导权的最具号召力和点燃激情的口号。事实上中共同苏共的分歧早已存在。毛泽东在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论十大关系》中,着重强调了苏联的教训,并重述了苏共留给中共的不快记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⑨苏共对中共历史上的轻慢以及在签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苏要求在中国的东北和新疆享有特权,在确定双方货币比价时,强行压低人民币比值提高卢布的比价的做法,都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除了这些问题之外,还面临着国际关系的问题:“苏美1955年在日内瓦和1959年在戴维营的最高级会谈,与北京同华盛顿之间缺乏外交承认形成对照。伴随苏联强调‘和平共处’而来的,是对核时代的战争冒险的警告。这以为着苏联默认美国对台湾的防务义务,它使中国国民党人在同共产党人的内战中,免于最后失败。在南亚,正当印度与中国的边境争端爆发为与西藏叛乱相连系的武装冲突时,莫斯科却向新德里求爱。更远一点说,中国自命亚非会议的领导,而苏联则对新独立的第三世界怀有野心。甚至苏联花相当大的代价获得的缓冲地带东欧,也不是北京不可及的,特别是在1956—1957年,有的东欧国家领导把寻求中国的帮助作为向莫斯科讨价还价的手段。到60年代初,这导致北京公开支持阿尔巴尼亚反对克里姆林宫。”⑩意识形态裂的同时,苏联撤回了全部专家,停止了对华的一切援助,在中国惨遭自然灾害的时候,苏联的这一手段对中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但也同样激起了强烈的民族情感,反对“修正主义”是那一时代全体中国人民的共识。它从反面进一步激发了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设强大的人民共和国的空前热情。

当然,社会主义激情和乐观主义、理想主义的普遍存在,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社会主义在共和国童年时代的胜利。无论对社会主义中国有多少不同的评价,很少有人对1949—1978年间中国经济高速持续的发展提出有力的批评。即便有人认为这一时代对意识形态的强调损害或起码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但是,数字表明,这一说法是不能成立的。11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段取得的成就,是在没有多少外援和支持的情况下,靠自力更生实现的。莫里斯·梅斯纳引用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E.H卡尔在评价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时说:“危险不在于我们避而不谈十月革命史实上的巨大污点,那场革命使人类付出的痛苦代价,以那场革命的名义所犯下的罪行。危险在于我们总想全部忘记并且在缄默中忽视那场功能的巨大成就。”莫里斯接着指出:“卡尔的话适用于俄国,同样也适用于中国。不幸的是,人们不容易对革命作出公正的评价。社会大变动总会激发起人们对未来的,伟大然而达不到的期望,一旦希望破灭,长期的幻灭感和愤世嫉俗的态度便必然接踵而来,而实际的历史成就却被抹杀或被遗忘了。真正看清历史的画面往往需要远离那个革命时代的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用几代人的时间。”12莫里斯的这一劝导,对于我们重新评价曾经走过的社会主义道路,显然不是可有可无的。?

三

社会主义激情,在初期社会主义中国的现实生活中是如何表达的,我们已经无法重现,这是因为历史的图像没有人能够再次翻拍。但是,那一时代出版发行的传媒为我们提供了初期社会主义时代的场景和语言,这些经典的画面和语言用另一种方式塑造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形象,并形成了此后中国官方传媒的宣传报道模式。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华社记者李普的电讯稿这样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主席,今日在新中国首都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这是在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典礼上宣布的。典礼在北京天安门举行,参加这个典礼的有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代表和首都各工厂职工、各学校师生、各机关人员、市民、近郊农民和城防部队共30万人。主席台设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对着列满群众和飘扬着红旗的人民广场。当毛泽东主席在主席台上出现时,全场沸腾着欢呼和掌声。14

1951年10月3日,新华社记者从朝鲜前线发回了一则报道,他报告说:“我国志愿军在朝鲜前线阵地欢度祖国的国庆节。10月1日,天还没有亮,前线阵地上就沸腾起来了。一位家住在北京市郊的战士,一起床就欢乐地说:‘这时候我的妈妈该穿上新衣裳到天安门前去看毛主席了!’许多掩蔽部里,战士们在壁上挂起了毛主席的相片。……上午9点多钟,有些单位的指挥员和战士们便围坐在收音机旁收听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庆祝典礼的实况。他们的心情像亲临天安门广场一样的愉快。15

这些报道,都有热烈的场景描写和情绪渲染,人民群众对新政权、新国家都怀有无比热爱的激情。群众和领袖的关系、人民和“大救星”的关系、战士和祖国的关系,其水乳交融,不能分离,在这样的报道中都给人以出自内心的迸发感。语言的力量在于它传播过程中的感染,它所叙述的场景不能说不是客观和真实的,但一经语言的渲染,它便具有了真实场景所不具有的诱惑,它诱发了人们的想象并在传说中演变为神话。自1949年10月1日起,天安门就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象征的场所,人们一想起它,就联想到庆典、狂欢、红旗招展、人潮如涌,领袖虽然远在城楼云端,俯瞰着人群招手致意,但人民并不觉得这是距离和等级,仍然会感到幸福,感到领袖和自己在一起并向他发出狂热的欢呼。这就是“广场文化”的魅力所在。“广场文化”不只是对亲临者产生魅力,对不能亲临的人来说,因传说而产生的魅力更会成倍地被放大。在朝鲜战场上,对天安门广场的想念由那位北京籍的志愿军战士说出,就更具有了不同语义:一方面,他的“出身”使他具有了话语的优先权,他的出生地就是天安门的所在地,他言说的“真实性”是不容质疑的;一方面,“倾听者”在言说者并非刻意的表达中,调动了更多的想象,而想象的模糊进而演化为神秘和崇拜。因此,话语权利的拥有者和倾听者之间——传播和接受之间,是存在着心理学意义上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