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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是20世纪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历史事件,国际共运也因此跌入谷底。这一事件,使西方主流理论家获得了重述历史的可乘之机,弗郎西斯·福山幸灾乐祸地断言:“我们所正在经历的一切,或许不仅仅是冷战或是一个战后历史的特定历史阶段的结束,而根本上就是历史的终结,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处在人类的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已经开始适用于全世界。”①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论,在美国肤浅的记者那里被成倍地放大为“我们能够回答柏拉图的提问”。这位名叫查尔斯·克劳特哈摩尔的人声称:“自柏拉图时代就困扰着所有研究政治的思想家,哲学家们的问题,即什么才是最理想的政府形式?现在这个问题得到了解答。”他自己回答说:“几千年来,人们实验了各种各样的制度。现在,我们可以非常有把握地结束这一千年了,因为我们可以确信已经找到了我们一直在寻找的东西,那就是多元化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②但是,福山和这位记者对社会主义的判词显然宣布得太早了。他们不仅遭到了仍处于社会主义政体的中国理论家的质疑和批判,同时也遭到了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者同样的怀疑。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玛利昂·格莱芬·登霍夫理智地回应说:“实际上人们心中仍然忐忑不安。人们自问,是否我们的现在就是历史老人脑中下一个荒谬的念头呢?或许资本主义也会毁灭,并被一个吸取了教训的社会主义所拯救。这种想法并非像听起来那么完全不可想象。”玛利昂接着指出:“确实,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在与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失败了。但是,作为一种理想社会,作为古老的人类理想的集合体:社会公正,团结与共,解放被压迫者,帮助弱小者,社会主义是不会消失的。”③这样的声音,与西方主流的“历史的终结”或者西方不战自胜的神话,以及在这样的叙事中建构起的趾高气扬的新意识形态相比,显然要冷静和理智得多。

玛利昂对西方主流理论家的回应以及她对社会主义的想象,虽然不能替代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感同身受的理解,也不能因此遮蔽了社会主义已经出现的失误和闻题。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她对人类社会理想的描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怀忧虑和深刻的不信任,为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激情时代的回顾和检讨,提供了另外一种参照。?

一

1949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宣布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完成了摧毁旧秩序的战斗,国民党政府已经形存实亡;同时,在共产党内部也完成了对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统一认识。这时,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报告。这个对新中国未来的构想,事实上就是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蓝图。在这个报告里毛泽东主要集中论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在新中国条件下各阶级的地位问题。新中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的知识分子,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同时要团结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因为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属于人民的范畴。第二,毛泽东分析了中国经济结构的状况和党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他根据中国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提出了“国民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和各民族党派、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主义分子的代表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筹备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议接受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两个纲领性文件的基本精神为建国纲领的政策基础,制定并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纲领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同时确认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纲领还规定了建设新的思想文化的目标,就是要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或领导地位,它属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范畴。同时允许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殖民地奴化思想以外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合法存在。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在党内,只承认一种思想是合法的就是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在党外,非无产阶级、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是合法的。但要批评,指出它的错误。”只有“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封建主义思想,批评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这样才能确立马列主义——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权”,“才能保证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胜利,保证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胜利。”④这些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的路线阐释,基本上确定了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方向。这个方向的确立对于刚刚迈入共和国的民众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说,在民族和阶级的斗争中,民众理解推翻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是切近并且切实的目标,革命就是翻身解放。但是,当这一目标实现之后,他们进入了一个并不熟悉的生活秩序中,社会上的人与事还未形成一个明晰的“分类目录”。因为“政体的分化也意味着一个独特而鲜明的政治行为文化模式的分化,因为旧有的、非专门化的模式要么太含混,要么太具体,不能提出一个政治体系所要求的那类指导。它们或是用先验的意义来束缚政治行为,或者用习惯判断的空洞现实主义压抑它的政治想象。只有当一个社会的最普遍的文化导向和最切实可行的‘实用’导向都不足为政治进程提供一个恰当的形象时,作为社会政治意义及态度来源的意识形态才开始变得分外重要。”⑤民众作为一个散乱的群体,他们传统秉性是选择自己利益的“代言者”和保护者,并以无言的方式将自己的权力“移交”给统治者“代行”。在他们尚不明确如何迈向未来时,普遍的“迷失”就会发生。“面对这种迷失,原来接受的权威、责任及民权目标似乎极为乏力。寻求一个借此对政治难题作出分析,思考及反应的新的符号框架,无论其形式是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君主专制主义、折衷主义,或是各种重建的传统主义(或者更普遍的是,以上几种的混合物),因此就变得极为迫切。”⑥社会主义的方向解决了社会的文化紧张,它在提供了社会生活地图的同时,也为新的生活提供了相适应的符号框架,因此也就成为产生新道德和集体主义文化的母体。

这个新的道德首先是社会的政治经济平等,而且这一平等的解释始终是面对工农大众的。平等的观念和社会主义对未来的许诺,使初建的共和国如千年盛世般地充溢着社会主义的激情。它也因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因此,80年代中期,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在评价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时说:“毛泽东作为一位推进经济现代化的人物终于比他作为一位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成功得多。当然,这种情况并不与一些人对毛泽东时代的通常认识相一致。这些人说毛泽东为了‘意识形态’而牺牲了现代化,并且宣称,当这位已故的主席为了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精神乌托邦而着手进行一种无效的追求时,经济的发展被忽略了。实际的历史记录表明了一个相当不同的进程,而且这一进程实质上是一个迅速工业化的进程。……在毛泽东时期,工业总产值增长38倍,重工业总产值增长90倍。从1950年到1977年工业产量以年平均13?5%的速度增长;如果从1952年算起,那就是11?3%。这是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取得的最高增长率;而且,中国工业产量在这个期间增长的步伐,比现在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在迅速工业化的任何可比期间所取得的工业增长步伐都快。在毛泽东时代,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从30%增加到72%,这反映了中国已经从一个主要是进行农业生产的国家引人注目地变成了比较工业化的国家。”⑦这种巨大的成就不仅为社会主义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力量,提高了国际地位,更重要的是,它为一个民族带来了自信力和自豪感。社会主义道路的效率为中国带来的巨大变革,显示了它无可限量的光明未来。因此,有了民族向心力和平等感的广大民众,就不能不认同共产党为他们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也是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得以确立和巩固的根本原因。

经济上的成就,显示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理解的极为现实的一面,“五年计划”的不断制定,标示了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但毛泽东同时还有对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强烈期待,这一期待不仅难以制定像经济现代化的“五年计划”一样的时间表,同时它也是一个不断被修订中的想象。这就使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工程一再延宕以至遥遥无期。对“社会主义新人”的培育,总是以“运动”的方式出现的。而每一次运动又总要以“淘汰”部分人作为代价。但是,无论涉及那一领域的运动,民众都是积极的参与者而不是运动的对象。对资产阶级、封建主义、党内官僚、腐化分子、右倾分子、知识权威等,都是在号召者有目的的引导和民众呐喊声中灭亡的。不断的运动不仅实现着“社会主义新人”的进程,同时也不断地刺激、激发了社会主义激情的高涨。民众在高昂的参与情绪中找到了“当家做主”的体验。因此,普通民众对社会主义的热爱之情与官僚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比较起来,即使到了90年代仍然要强烈得多。当然,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在民众那里的认同,不止是对经济平均主义的怀恋,也不止是对虚幻的“当家做主”的怀念,那里既有他们对社会主义时代的最初印象和集体记忆,同时也隐含着对已逝岁月远为复杂的想象性建构。在90年代,与迎合怀旧思潮相关的大量“红色文化”印刷读物的出现及影视节目的重放,虽然具有明确无误的商业诉求,但同时也是消费和需求的社会心理基础呼唤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