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激情与传媒中的社会主义形象如下文

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是20世纪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历史事件,国际共运也因此跌入谷底。这一事件,使西方主流理论家获得了重述历史的可乘之机,弗郎西斯·福山幸灾乐祸地断言:“我们所正在经历的一切,或许不仅仅是冷战或是一个战后历史的特定历史阶段的结束,而根本上就是历史的终结,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处在人类的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已经开始适用于全世界。”①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论,在美国肤浅的记者那里被成倍地放大为“我们能够回答柏拉图的提问”。这位名叫查尔斯·克劳特哈摩尔的人声称:“自柏拉图时代就困扰着所有研究政治的思想家,哲学家们的问题,即什么才是最理想的政府形式?现在这个问题得到了解答。”他自己回答说:“几千年来,人们实验了各种各样的制度。现在,我们可以非常有把握地结束这一千年了,因为我们可以确信已经找到了我们一直在寻找的东西,那就是多元化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②但是,福山和这位记者对社会主义的判词显然宣布得太早了。他们不仅遭到了仍处于社会主义政体的中国理论家的质疑和批判,同时也遭到了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者同样的怀疑。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玛利昂·格莱芬·登霍夫理智地回应说:“实际上人们心中仍然忐忑不安。人们自问,是否我们的现在就是历史老人脑中下一个荒谬的念头呢?或许资本主义也会毁灭,并被一个吸取了教训的社会主义所拯救。这种想法并非像听起来那么完全不可想象。”玛利昂接着指出:“确实,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在与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失败了。但是,作为一种理想社会,作为古老的人类理想的集合体:社会公正,团结与共,解放被压迫者,帮助弱小者,社会主义是不会消失的。”③这样的声音,与西方主流的“历史的终结”或者西方不战自胜的神话,以及在这样的叙事中建构起的趾高气扬的新意识形态相比,显然要冷静和理智得多。

玛利昂对西方主流理论家的回应以及她对社会主义的想象,虽然不能替代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感同身受的理解,也不能因此遮蔽了社会主义已经出现的失误和闻题。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她对人类社会理想的描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怀忧虑和深刻的不信任,为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激情时代的回顾和检讨,提供了另外一种参照。?

一

1949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宣布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完成了摧毁旧秩序的战斗,国民党政府已经形存实亡;同时,在共产党内部也完成了对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统一认识。这时,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报告。这个对新中国未来的构想,事实上就是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蓝图。在这个报告里毛泽东主要集中论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在新中国条件下各阶级的地位问题。新中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的知识分子,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同时要团结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因为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属于人民的范畴。第二,毛泽东分析了中国经济结构的状况和党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他根据中国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提出了“国民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和各民族党派、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主义分子的代表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筹备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议接受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两个纲领性文件的基本精神为建国纲领的政策基础,制定并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纲领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同时确认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