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宣布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完成了摧毁旧秩序的战斗， 政府已经形存实亡;同时，在共产党内部也完成了对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统一认识。这时，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报告。这个对新中国未来的构想，事实上就是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蓝图。在这个报告里毛泽东主要集中论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在新中国条件下各阶级的地位问题。新中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的知识分子，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同时要团结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因为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属于人民的范畴。第二，毛泽东分析了中国经济结构的状况和党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他根据中国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提出了“国民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和各民族党派、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主义分子的代表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筹备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议接受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两个纲领性文件的基本精神为建国纲领的政策基础，制定并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纲领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同时确认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纲领还规定了建设新的思想文化的目标，就是要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或领导地位，它属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范畴。同时允许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殖民地奴化思想以外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合法存在。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在党内，只承认一种思想是合法的就是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在党外，非无产阶级、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是合法的。但要批评，指出它的错误。”只有“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封建主义思想，批评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这样才能确立马列主义——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权”，“才能保证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胜利，保证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这些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的路线阐释，基本上确定了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方向。这个方向的确立对于刚刚迈入共和国的民众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说，在民族和阶级的斗争中，民众理解 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是切近并且切实的目标，革命就是翻身解放。但是，当这一目标实现之后，他们进入了一个并不熟悉的生活秩序中，社会上的人与事还未形成一个明晰的“分类目录”。因为“政体的分化也意味着一个独特而鲜明的政治行为文化模式的分化，因为旧有的、非专门化的模式要么太含混，要么太具体，不能提出一个政治体系所要求的那类指导。它们或是用先验的意义来束缚政治行为，或者用习惯判断的空洞现实主义压抑它的政治想象。只有当一个社会的最普遍的文化导向和最切实可行的‘实用’导向都不足为政治进程提供一个恰当的形象时，作为社会政治意义及态度来源的意识形态才开始变得分外重要。”民众作为一个散乱的群体，他们传统秉性是选择自己利益的“代言者”和保护者，并以无言的方式将自己的权力“移交”给统治者“代行”。在他们尚不明确如何迈向未来时，普遍的“迷失”就会发生。“面对这种迷失，原来接受的权威、责任及民权目标似乎极为乏力。寻求一个借此对政治难题作出分析，思考及反应的新的符号框架，无论其形式是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君主 主义、折衷主义，或是各种重建的传统主义(或者更普遍的是，以上几种的混合物)，因此就变得极为迫切。”社会主义的方向解决了社会的文化紧张，它在提供了社会生活地图的同时，也为新的生活提供了相适应的符号框架，因此也就成为产生新道德和集体主义文化的母体。

编辑老师在此也特别为朋友们编辑整理了试论社会主义激情与传媒中的社会主义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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