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政治参与改变了传统科层制的政府运行模式。科层制之间信息的沟通是以直线方式进行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 “它的等级制是知识的等级制。上层在各种细小问题的知识方面依靠下层,下层则在有关普遍物的理解方面依赖上层。”而网络参与是呈网络状传递的,科层制的直线型信息传递模式被网络所替代。克里斯·安塞尔( Chris Ansell) 通过对西欧国家政府治理结构的考察,提出用网络化的政体( The Networked Polity) 来代替传统科层制组织形式。在网络化政体中,国家“嵌入”社会之中,通过与社会组织网络的合作来实现公共治理的目标。

网络所具有的交互性、多媒体和超链接等特性,为网络信息的收集、交流和传播提供了平台,从而产生各种各样的网络“舆论空间”,网络政治参与藉此蕴含着巨大的整合功能。首先,整合网络信息。利用网络的优势,把平面媒体和电子媒体等形式的媒体信息通过网络集聚起来,并根据点击率和回帖量把“焦点”信息遴选出来,形成媒体力量的共振和互动,从而把问题放大,形成强大的“聚焦”功能。

其次是整合网络民意。将网络舆论的论点整合起来,通过网络的聚焦和共振形成网络主流民意,进而将主流民意关注的对象塑造成为社会的焦点事件或热点问题,吸引社会各阶层的注意力,重构舆论的组织结构。网络依靠这种议程设置功能整合民众的关注点,完成对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进而影响政府的公共决策。再次是重构媒介民意的表达结构。网络政治参与造成网络民意结构的变迁,使得民意表达的主体结构从精英主导变为大众共享。传统媒体由于资源有限,能够利用和参与媒体议程的主要是政治精英和学者专家,这些所谓的权威掌握了传统媒体的话语主导权。而网络参与的平等性、匿名性和自由性使得普通民众能够参与其中,构成网络民意的主流,打破了精英对媒体和公共话语权的垄断。同时,网络参与导致民意表达的形式从单维到多维、从间接到直接的转变。传统媒体的民意表达是单维度的,难以形成对话和互动; 网络参与的互动性则实现了从单维到多维互动的变革,使媒介具有了“公共论坛”和“街角”、“公园”的性质。此外,由于网络参与导致议程设置模式的变化,网民不再满足于单纯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是可以主动发布信息和观点,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对政府处置突发事件甚至舆论引导能力产生压力。所以,网络政治参与某种程度上正在开始改变传统的权力格局,有学者甚至认为在网络背景下强势的政府官员已变为“弱势群体”,受众和传播者之间的界限进一步模糊。与权利结构变化对应的是权力结构的调整,这一方面表现为网络权利表达会遭遇权力规范与控制,另一方面表现为网络民意对公权力的分享和监督。因此,网络参与对传统媒介民意话语权利结构的变革必将对现代社会政治生活产生巨大影响,有利于拓展舆论空间,畅通民意渠道,形成对权力的制衡。总之,网络政治参与蕴含的巨大整合功能改变了现代政府的治理环境和模式,引发了话语权的改变、权力格局的变迁,对社会政治的稳定产生了重大影响。

政治稳定与网络政治参与的辩证逻辑

( 一) 政治稳定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