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通讯手段和社会网络的重新组合连接使得社会运动形成了一种外在式的动员结构。在这种结构模式下，我们见到的不是数个等级分明的社会运动组织，而是众多小型的、互相没有隶属关系的社会运动组织和网络。这些组织和网络的核心成员人数不多，有些人是一些社会运动组织的专职人员。它们在平时仅仅有着松散的联系，一旦出现某些问题，有着相似利益的组织和网络就成了一种社会运动过渡性团队(transitory team)。每个团队都通过自己的网络来动员运动参加者，不同团队之间又通过现代通讯手段迅速进行联系和协调。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运动在很短时间内就能发动起来，但运动过后这些组织又各自归位，并不会形成一个内部结构和等级森严的社会运动组织。大量过渡性团队的存在以及它们有效的组织和通讯能力，也是社会运动得以产生的一个原因。显然，宗教人权运动具有这些新社会运动的特征。

二、宗教人权组织与宗教性跨国对抗

宗教人权组织的一般目标是通过改善“国际宗教自由状况”间接促进传教。由诸多宗教人权组织构建起来的国际倡议网络也是继承了其“历史先驱”——19世纪西方传教士在反缠足、反妇女割礼等跨国运动的运动方式， 并且在现代社会中运用新的信息手段以实现其多重目的。艾伦•D.赫兹克对于美国基督教在所谓国际宗教自由问题的研究已为这一议题领域的政治社会学分析打下一个基础，他从历史的、社会的、宗教¬—神学的、政治的等各个方面来描述美国基督教组织及个人是如何介入国际事务的，对其动因、过程及结果作出了一些颇有启发性的研究。

(一)美国宗教人权组织

1.分类

美国的宗教人权组织在所谓国际宗教自由领域的活动从目标对象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专门针对国内，另一类是针对海外。大多数较有影响的宗教人权组织主要是针对海外，也就是着眼于所谓“国际宗教自由”问题。从神学背景的属性来分，保守基督教福音派是所谓国际宗教自由运动的主要发起者，他们大张旗鼓地为“反宗教迫害”造势，危言耸听地把基督徒说成是世界范围宗教迫害的最大受害者。此种言论极具煽动性，足以触动本国教内外人士的神经。 福音派中也有左、右翼之分。另外，从自身定位上来分，一类是接近于宗教—传教组织，另一类则基本是关乎宗教的组织，更接近于一般的非赢利组织。美国的宗教非政府组织采用了非常广泛的行动形式，这种灵活性使得它们能适应环境的变化，既将不同的行为者组织起来，又迫使政治领袖处理新的问题。

2.组织架构和行为理念

宗教人权组织的组织形式通常有平行组织或是具有科层制的等级关系两类，其总部一般设在美国，同时在其他西方“中等国家”设有分支机构。西方“中等国家”即指那些推崇全球社会民主价值观和政策的所谓“好撒马利亚人之国”，一般指挪威、瑞士、丹麦、荷兰、加拿大诸国。 宗教人权组织活跃在这些西方国家中。从组织特性上来看，“倡议国际”是具有职业性的基督教组织，与一般基于教会的宗教非政府组织不同，世俗化倾向更为明显，职业特征突出。在该组织罗列出的六大行动领域中，宗教自由在其行动数量上占了将近一半，无疑这与其基督教背景有关，但同时该组织的其他一大半活动是致力于和平、人权、家庭、社区的社会服务类事业，这又与其他世俗的援助类组织类似。因此，从这点来看，“倡议国际”的世俗化倾向较为明显，保证“宗教自由”虽然是其“重要利益”但绝非唯一的“核心利益”。

从行为理念来看，“倡议国际”是一个带有较少“冷战思维”的宗教人权组织。它于1991年成立，彼时距离冷战结束已有时日，在2000年以后尤其是“9•11”事件之后趋于活跃，这与国际社会、国际政治学界开始重视宗教因素不无关联。 它基本不具有冷战的连续性，其政治参与的理念缘起也是冷战后。多数学者也认为，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全球宗教版图变迁在使宗教问题国际化、造成基督教会与民族国家和其他不同宗教/民族之间以及基督教内部的紧张关系甚至冲突对抗等方面有直接作用，并且成为影响西方国家安全战略制定的因素。 事实上，宗教组织作为跨国对抗互相联系的基础已经为19世纪以来的诸多跨国社会运动提供了强有力的联系渠道。而且，尽管许多运动的最初动力来源于跨国倡议的扩散，它们却常常依赖世界霸权国家的力量，并在不同的国家以不同的方式生根。 “倡议国际”这一组织的创始直接来自于美国颇具影响力的基督徒法律协会(Christian Legal Society)的先后两位领导人，因而在组织上、理念上与后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倡议国际不是传教组织转型而来的宗教人权组织，是“后冷战时代”的产物，基本不具有厚重的“冷战遗产”。在该组织看来，冷战结束后重建一些国家的社会和法律体系是首要的，基督徒律师想要有所作为，希望“用关爱维护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