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大众的文化，是指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人民性、大众性。所谓大众化，“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文化工作者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一是要解决服务对象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二是解决如何为大众服务的问题，这就涉及怎样处理文化的普及和提高的关系问题。

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功能，毛泽东根据革命战争年代的实际与需要，重点强调了文化的政治作用，这种政治作用就在于“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因此，必须“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三、坚持“双百”方针和“两用”原则

毛泽东依据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必须迅速发展的迫切需要，同时遵循文化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于1956年4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是促进我国科学进步和艺术发展的方针，是促进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方针。

毛泽东强调指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该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我们在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解决如何判断艺术和科学的是非问题，毛泽东指出：“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是毒草……我国历史也有过许多这样的事例。同旧社会比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在这段论述中，毛泽东详细地阐述了科学地对待科学和艺术的是非问题的方法是“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分析了无论历史上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中，新事物的成长刚开始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发展，艺术界和科学界的合理意见同样会因为鉴别不清而受到压抑，因此艺术界和科学界应该展开自由讨论和自由争鸣，接受实践的考验。

与“双百”方针相辅相成，“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毛泽东对待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一贯原则。对于如何对待中国古代文化和外来文化这一问题，毛泽东的基本立场和态度是：对古今中外的文化进行批判性继承、吸收和融合，以形成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时代性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或可简单地概括为“批判继承”、“洋为中用”、“古为今用”。

第一，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毛泽东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华民族在其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形成了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而又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对于这笔文化遗产，我们应该结合时代特征及时代精神对其加以继承和发展，使昨天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今天的先进的文化建设服务。文化建设更需要不断地创新，特别是要总结和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新经验和新文化。传承传统文化不是我们进行文化建设的目的，而是为文化建设提供根基，从而更好地为当今的文化建设服务，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感召力。

第二，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毛泽东强调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先进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部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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