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政治学研究价值中立探索，社会科学一个分支的政治科学不应该去解决谁也没有办法用经验加以论证的价值偏好,否则的话,政治科学就不能称其为一门科学。

在政治领域中需要人们采取积极地行动,以实现自己的价值主张,然而,在学术领域中价值的因素必须祛除,因为“在他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之时,也就是对事实充分理解的终结之时。”[2]所以,政治学要成为真正的科学,就只能对社会的政治现象进行观察、分析和说明,而不能将价值判断包含其中。韦伯“价值中立”的思想对二战以后美国的政治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即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行为主义政治学家所倡导的价值中立,就是要求研究那些实际上能够观察到的、能够在经验上加以验证的政治现象,排除价值观对研究的干扰,不去评价现实政治的好恶,始终把政治现实“是怎样的”呈现出来,而不去探讨政治现实有哪些优缺点,应该朝哪些方面改进等等。当然,行为主义政治学并非觉得价值问题不重要,它只不过认为作为社会科学一个分支的政治科学不应该去解决谁也没有办法用经验加以论证的价值偏好,否则的话,政治科学就不能称其为一门科学。

一、历史上完全“价值中立”的政治学研究是不存在的

从政治学产生开始,人们就试图采用科学的方法对其进行研究,但是事实表明他们最终的研究结果都深深的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最后走上了维护既定意识形态的道路。无论是古希腊的城邦政治学,还是中世纪的神权政治学,都不可避免的和当时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紧密相连。例如,亚里士多德在调查了156个城邦之后,得出了自己的理想民主制的城邦,但是他认为“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这一论断充分的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中世纪的神权政治观,更是直接论述了当时宗教统治的合法性。到了近代,资产阶级崛起,使得近代法学政治观一开始就成为新兴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追求自由,在政治上追求民主的理论工具。在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这些政治理论就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价值中立”的政治学研究不仅在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在提倡政治学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的今天也无法实现。即使那些标榜“价值中立”的行为主义政治学者们,也没有摆脱价值因素的束缚。在他们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意识形态的痕迹。比如“意识形态终结论”的代表者李普塞特,他认为人类自古以来就对理想的社会进行了不断地探索,但是到现在这种探索可以停止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样的社会,即美国的自由民主的社会。在其代表作《政治人》中,他为了避免价值因素的干扰,他采用“冲突”和“共识”两个变项作为其概念架构的支撑。但是在实际的整个概念架构当中隐含着一种价值判断:自由的社会优于压迫的社会,而美国就是这种自由社会的典范。这样,他企图免除文化的偏见,但最终却陷入了这样一种文化偏见之中。达尔,在他的代表作《现代政治分析》中,强调把“价值偏好”和是非评判排除在政治学研究之外,但是这恰恰反映了他的价值观念:即某种特定的政治价值已经定型,无需争论。在关于多头制与霸权政制的差异的分析中,达尔就极为鲜明的表明了他对西方模式的偏好,甚至认为人类应该以明智的行动来逐步地走向多头制。另外,达尔认为英美等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民主的国家,并把这些国家作为评价一个国家是否是民主国家的标准,这就明显的带有价值偏好和意识形态的色彩。